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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汉书·食货志》记载：“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根据《武帝纪》和《五行志》记载，饥人相食发生于元鼎三年（前114）。说明此时董仲舒已经去世了。那么大致来说他去世于前118至前115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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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在《汉书·匈奴传》赞中载，董仲舒曾议匈奴事：“义动君子，利动贪人”，“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班固对此当时曾评论说：“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其原因就在于：“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质乎？此不合当时之言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当时”即元封四年（前107）之时。“是岁翕侯信死，汉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从也。”于是遣使杨信“说单于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5)此事在《汉书·武帝纪》中之元封四年有记载：“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说之。”由此试图表明，直到元封四年，董仲舒还活着。其实董仲舒提出的匈奴对策，未必发生于实际出使匈奴之后，反而可能在前，才引发出使举措，因此这恐怕难以成为董仲舒前107年仍健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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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言，董仲舒生于前195年，而去世于前118—前115年之间，享年约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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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仲舒生平中第三个不确定年限是他向汉武帝提交对策的时间。《资治通鉴》将董仲舒对策定于建元元年（前140）。其根据是《史记·儒林传》“今上即位，为江都相”的说法，也就是说董仲舒对策合乎圣意被任命为江都相，是汉武帝即位当年发生的事情。后来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所附《董子年表》继承这一说法，理由是“史公学于董生，记事必确”。但是徐复观认为：“按史公上文‘即位’一辞乃泛说，并非确指‘即位之年’，此不足为坚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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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建元元年之说的学者还有另外一个证据，那就是“辽东高庙火灾”事件。《汉书·董仲舒传》对此记载道：“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然后推论过程如下：主父偃告发董仲舒必在对策之后，而辽东高庙火灾在建元六年，既然建元六年主父偃就告发了董仲舒，那么说明董仲舒对策年代应在建元六年以前，推定为建元元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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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建元元年主父偃尚未入朝。《史记·主父偃传》讲道：“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显然，主父偃的政治生活展开于元光元年（前134）之后，不可能在建元年间检举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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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在于，持建元元年观点者的错误在于误认为董仲舒所写辽东高庙火灾必然发生于当年。实际上董仲舒涉及高庙火灾的并非时议而是未公开的书稿，所叙说高庙灾异乃是以前发生的事情，未必写作与事件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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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元光元年一说较为合理，这也是《汉书·武帝纪》的观点。章权才《两汉经学史》提出四条根据：“第一，班固有明说。《汉书·武帝纪》云：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对策；‘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第二，班固与司马迁的说法是一致的。《史记·儒林传》云：‘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司马迁明确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窦太后死后的事。窦太后死于建元六年；次年武帝即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所谓水到渠成。第三，董仲舒对策中有‘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的提法。考史，从汉元年即刘邦称‘汉王’之年算起，至建元三年为七十岁。而元光元年正好是在“七十余岁”的范围之内。第四，在董仲舒对策中，有‘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语。考诸《汉书·西南夷列传》，夜郎之道，是在建元六年，即大行王慎击服东粤以后。董仲舒在元光元年的对策中，引用‘夜郎康居……说德归谊’事，也就显得顺理成章。”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依《汉书·武帝纪》将董仲舒对策时间系于元光元年（前134），即立五经博士之后二年，那么董仲舒《对策》中“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之言则为无的放矢。因为既立五经博士，即是已经不使习诸子百家之言者得以并进。其实，立五经博士未必一定同时或“已经不使习诸子百家之言者得以并进”，使百家之言不得并进的举措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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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资料可以推论，董仲舒对策之年当为《汉书·武帝纪》所记载的元光元年（前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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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现存作品除《春秋繁露》外，还包括《天人三策》以及《春秋决狱》集佚十三条，以及散见于《史记》、《汉书》中的言论。另外《艺文类聚》载有《士不遇赋》；《古文苑》有《雨雹对》、《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奏江都王求雨》等。宋代程大昌曾于《春秋繁露书后》判定《春秋繁露》为伪作，朱熹、黄震附和此说。其实质疑者多无确凿证据，不过以后世心性儒学立场排斥汉代阴阳五行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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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公羊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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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博通五经，但其基本思想出于《春秋》，“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7)《春秋》原来是一本简要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二年，共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后经过孔子的删改，其中蕴含了儒家的社会历史观。子思和子夏两派，对于《春秋》都给予高度重视。《春秋繁露·俞序》中记载，“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傍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窃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孟子》书中也屡次提及《春秋》的重要性：“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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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春秋》的解说主要有三派：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和公羊《春秋》，董仲舒继承的是公羊派《春秋》解释。《公羊春秋》的早期传播，徐彦《公羊传疏》引戴宏《公羊传序》道：“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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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长期以来被当作定论，其实不无可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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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崔适《春秋复始》对戴宏之说提出质疑：“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则子夏生于定公七年。下适景帝之初，三百四十余年。自子夏至公羊寿，甫及五传，则公羊氏世世相去六十余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的确，三百多年的《公羊春秋》历史仅在一家之内由几代人传承，并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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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可疑之处在于景帝时方著于竹帛之说。对此徐复观论述详细，本书无须重复。(9)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口耳相传的文献，往往以韵文形式写成以保证传承过程的完整性，譬如民族史诗与印度教典。很难想象在中国这样注重文字传承的氛围中会刻意口授这么重要的经典，而且是以散文的形式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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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公羊春秋》未必出自公羊家学至胡毋生的单传，那么传说中董仲舒受业于胡毋生也成为疑问。清凌曙《春秋繁露注》序中讲道：“自高至寿，五叶相承，师法不坠。寿乃一传而为胡毋生，再传而为董仲舒。”且不论三百多年可否只有五代传递的疑问，单就胡毋生传董仲舒一点，凌曙所说也未必成立。《儒林列传》明确指出：“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又记载胡毋生道：“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司马迁曾亲身受教于董仲舒，如果董仲舒曾就学于胡毋生，不可能不记载于书。《汉书·儒林传》所谓“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也没说明胡毋生是董仲舒的老师，不过说他们两人同治《公羊春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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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对于《春秋》的发明，一在于实际应用，其次在于构建思想体系。《史记·儒林列传》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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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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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里面昭示了若干主题：首先，董仲舒“进退容止，非礼不行”，他学修并重的风格还保有先秦儒家的传统。其次，“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将《春秋》所蕴含的灾异思想同阴阳五行相结合，实际运用于社会治理，是董仲舒的创见。后世有董子以《春秋》决狱一说，必然事出有因。再者，董仲舒晚年“不敢复言灾异”，并不等于他放弃了这一观点，不过是不诉诸纸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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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今见到董仲舒最为重要的著作无疑是《春秋繁露》。董书之所以题名《春秋繁露》，大致是以《春秋》为依据，为君王提供治世的理论依据与方法参考。(10)现今见到的《春秋繁露》稍有残缺，但可以看出大致的结构。它包括几个主题不同的部分：一、通过《春秋》的观点来审查前代的政治得失；二、君王应当如何效法天道而采纳具体的社会对策；三、天人之际感应的基础与方式；四、具体天人交通的典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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