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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对于《春秋》的发明，一在于实际应用，其次在于构建思想体系。《史记·儒林列传》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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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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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里面昭示了若干主题：首先，董仲舒“进退容止，非礼不行”，他学修并重的风格还保有先秦儒家的传统。其次，“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将《春秋》所蕴含的灾异思想同阴阳五行相结合，实际运用于社会治理，是董仲舒的创见。后世有董子以《春秋》决狱一说，必然事出有因。再者，董仲舒晚年“不敢复言灾异”，并不等于他放弃了这一观点，不过是不诉诸纸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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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今见到董仲舒最为重要的著作无疑是《春秋繁露》。董书之所以题名《春秋繁露》，大致是以《春秋》为依据，为君王提供治世的理论依据与方法参考。(10)现今见到的《春秋繁露》稍有残缺，但可以看出大致的结构。它包括几个主题不同的部分：一、通过《春秋》的观点来审查前代的政治得失；二、君王应当如何效法天道而采纳具体的社会对策；三、天人之际感应的基础与方式；四、具体天人交通的典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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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汉武帝、董仲舒与“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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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武帝尊儒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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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武帝纪》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这段话试图概括汉武帝在文治方面的突出贡献，将其与前代帝王的功用进行了对比：汉高祖的首要贡献在于纠正了秦代的弊端，而文景两代的作用在于休养生息，至于文化传统的恢复尚有缺憾。武帝即位之初，便罢黜百家、独尊六经，并以此为标准选拔贤能，协助治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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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被广为引用，作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证据。但从更详尽的考察来看，此处关于独尊儒术的记述过于简略以至于接近失实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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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即位之初，的确举行过察举贤良的活动：“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11)汉武帝命大臣、诸侯举贤良方正之士，或许已经潜藏了推崇儒家的动机。所以当各地推荐的人才多集中于法家和纵横家的时候，他依照丞相提议废止了这次选拔。也可以说，他通过地方推举方式来任用儒家人才的尝试最终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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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武帝没有中止启用儒家人才的活动，同年七月，“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12)鲁人申公，以治《诗经》而名于世。武帝直接厚遇征召他入朝，表明了倡导儒学的态度，试图为今后的察举树立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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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试图任用儒生的举措并没有能够延续下去，不久就受到了来自崇尚黄老之说的窦太后的反对。“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13)当时朝廷的实权，毕竟还掌握在窦太后手中，武帝大力倡导儒学，在太后看来就是同崇奉黄老的自己做对。当赵绾提出政事不必过问太后的时候，窦太后进行迅速而残酷的反击。《史记》中详细记载了这次宫廷斗争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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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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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中，权力斗争与思想冲突纠结在一起。武帝尚儒家绝非偶然，其目的是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以应对内外危机，并防止权力被后宫分散。而窦太后崇尚黄老也未必是出于修身养性的考虑，而是试图削弱君权以扩张皇帝之外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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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赵绾、王臧被害而导致尊儒进程受到波折，但是武帝没有停止，建元五年设五经博士。《汉书·儒林传》的记载认为这次设四博士：“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之所以少《诗经》博士，依照皮锡瑞的观点，因为汉初已经设立了申公、辕固、韩婴三家《诗》博士的缘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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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从此外部没有能够阻止汉武帝崇尚儒学的势力。次年汉武帝再次下令察举贤良，这次董仲舒、公孙弘等被推荐入朝，对局势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至此，可以说武帝尊儒的局面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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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武帝尊儒并不意味着他罢黜百家，也就是说尊儒和“独尊儒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实际上，汉武帝一方面尊儒，另外一方面则是“悉延百端之学”，各种人才都予以任用。《史记·龟策列传》中讲道：“至今上（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杨生民对此有详细的考察：“录用既学儒学又学各家之学，或先学各家之学后学儒术的学者是‘悉引百端之学’的表现形式之一。……汉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的另一表现形式是直接任用各学派的人做官，如任用法家并发挥其作用。……黄老之术是西汉初国家的指导思想。武帝即位后黄老学说的地位大大降低，但是武帝仍然任用学黄老之术的人当官。汲黯就是一例。……此外，武帝对杂家、兵家、术数家等也一概任用。……上述事实说明，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确系历史事实。这就是说，武帝在尊儒术、重法治的同时，还兼用百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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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看，汉武帝在尊儒的同时并没有罢黜百家之学，而是人尽其用，不拘学派。至于儒家独尊的结果，是武帝之后逐渐形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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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仲舒与“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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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尊儒的主张，集中于他的三篇对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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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倡导儒学，他指出了法家和黄老思想法治立场的错误之处：“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17)这段论述中董仲舒采用了天人相应的观点运用于政治领域：在他看来天道阳生而阴杀，对应于政治则是阳德阴刑，以德治国为阳，以刑法治国为阴。上天以阳生为主而阴杀为辅，所以圣王应效法天道以德治国，以刑辅助，而不能颠倒本末违逆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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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也曾经对德治、法治的关系进行过对比：“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8)其中并没有采用形而上色彩浓厚的天人感应学说，而是从现实政治举措的效果来看待德治、法治的得失。董仲舒的论证除了天人感应之外，也提供了类似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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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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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之继乱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俫，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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