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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第一次对策中，董仲舒就对关键问题提出了论述，但是汉武帝没有充分理解而已。在这段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儒家最为重要的社会治理观念：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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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认为，虽然汉武帝贵为天子，聪明勤勉，知人善任，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中的治理成果，其主要原因在于欠缺了对民众的教化。董仲舒提出：“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他以民之本性为趋利的立场，继承了荀子的观点，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但是显然避免民众过分趋利的方法不只一种，董仲舒需要证明为什么法家的治理方式并非合适的解决方案。他的基本观点在于，法治不足以杜绝奸邪，从而使得社会治理成本过高最终无法负担，反之德治的成本低而成效大。“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接着他对比了西周历史的悠久和秦朝寿命的短暂，更强化了法治与德治的对比效果。随后他对汉朝的制度进行了分析：汉初继承秦制沿袭法治，结果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此处董仲舒对现实的判断，与《老子》中所讲“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立场接近，继承了汉初对秦制反思的传统。他认为，根据汉朝目前的形势，应当改变既往的政策：“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认为汉朝应该由先前的法治为主转向德治，如此才能得到理想中的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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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篇对策确立了德治的基本方向，那么第二篇对策中董仲舒指出了德治的具体操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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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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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理论上的论证，但是董仲舒直觉地意识到，在圣上和百姓之间的士大夫阶层是维系国家兴衰的关键。他指出，之所以武帝如此勤苦而不能得治世，因为缺乏足够的品行兼备的士大夫。而士大夫阶层的形成，需要教化而无法自然生成：“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对于士大夫阶层的教化而言，最为重要的设置莫过于教育机构——太学。董仲舒恳请汉武帝设置太学，延聘明师以教养士大夫，通过考试问答来选拔人才。只有把中层官吏诸如郡守、县令的素养提升，才能避免中央政令无法通达于下、地方大员暴虐百姓的现象发生。中级官员的任命，在汉初以富贵家子弟为主，“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21)除了批评传统的官爵“世袭”制度外，董仲舒还指出了传统察举制度的改进建议：“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22)传统上的察举制度，地方官员只负责向上推荐人才，这样难免有私心任命的嫌疑。现在董仲舒提议，要对地方举荐的人才予以考察：对于推荐不合格人才的地方官员应予以惩罚，而对推荐优秀人才的地方官员予以奖励，这样才能使得高素养人才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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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概括董仲舒的第二对策，那就是要解决人才体系的构建的问题。他提出的两个建议都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第一，设置太学对人才进行培养；第二，改善察举制度以充分发掘民间的人才。如果能做到以上两点，那么他认为来自中央的政令才能有条不紊地畅行于基层，明主的努力才能转化为理想中的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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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对于这些现实性较强的对策深表不满：“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23)武帝指出，前辈圣王所行不一，政令各异，然而所谓不易之谓道，那么在不同时代不同治理的背后到底有没有统一的“道”可言呢？如果有，那么这个“道”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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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汉武帝的问题表述得更加清晰，于是董仲舒把天人感应之道又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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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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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包含万物而生化之，圣人效法天地之道而制礼。天有四季，春生夏长秋刑，圣王法天，以生长为主而辅以刑罚。人之所做，与天地相感应，所以《春秋》以天象之变警示人道之异。古代设置教训之官以化导百姓为善，因此能得平安治世。现在单纯任用刑罚，但民众却为谋取利益不择手段。民性本来没有明确的道德观念，如果不进行教化是无法展现出其合乎道德的一面；民众的欲望都出于私利，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则难以遏制。所以圣王上承天命以制礼，下合民心以教化，制定次序法令以防欲，如果能完成这三项任务，那么可以说已经建立起关键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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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策之后，董仲舒的见解得到汉武帝的认可。但董仲舒并没有直接任职于中央，他先被任命为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后担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两王皆以骄纵著称，期间董仲舒还曾为主父偃所陷害，最终能全身而退已是幸事。就仕途而言，董仲舒颇为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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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仲舒与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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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关系的意义，在于考察董仲舒的思想有多少被转化为现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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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开始任用好儒术的魏其、武安等人，武帝的动机就不是单纯的推崇儒学，而是掺杂了太多当时政治斗争的因素。最终设置五经博士、问策董仲舒、设置太学等一系列举措，确是无可置疑的尊儒，但实际上也不乏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从武帝一生的主要活动来看，占据核心地位的是军事、宗教与经济，而儒家意识形态的弘扬则属于随从地位。无论是五经博士还是察举而进的儒生，多担任虚职，而实权仍多把握于法家和黄老之士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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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对策成功的董仲舒，也从未在中央朝廷中担任要务，反而在任中书令时罹难几死。董仲舒没有能够留在中央而是被“发配”到两位骄王身侧，可能就是武帝本人的意图。他实际上利用董仲舒的仁义道德去教化那些野心勃勃的地方封王，而并不认为儒家的见解可以施行于中央。所以当董仲舒的灾异分析威胁到中央权威的时候，汉武帝反应激烈，“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历史上把这件冤案归于主父偃，其实未必不是武帝本人的意图。因为董仲舒的理论体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屈君以申天”，通过天道感应的能力来限制君权滥用。然而如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说，就是用来警告人君限制君权的（“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25)），武帝追求的是绝对君权，对于传统的封侯和相权都予以了极力打压，当然不能容忍董仲舒系统对于君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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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什么武帝又赞成董仲舒的对策？个中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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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对策中对武帝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在于“大一统”观念的提出。在武帝看来，大一统意味着所有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意识形态权力收归帝王本身。董仲舒的思想的确有集权于一人的因素，譬如他关于“屈民以申君”的主张。但是董仲舒所谓“大一统”的观念，内涵比汉武帝所接受的要丰富得多，它主要是文化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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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对策中，董仲舒已经提出“大一统”观念的概要：“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26)但是在第一次提出大一统观念的时候，董仲舒强调的是帝王作为大一统核心所肩负的责任，要求帝王“正心以正朝廷”，凡事从“反自责者始”。武帝没有意识到其中蕴含的集权内涵，所以再次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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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对策中董仲舒对大一统观念进行了另一角度的解释：“《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7)此处他所说大一统观念意味着儒家天人感应观念乃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就是汉武帝试图寻找的治国一贯之道。虽三代各有损益，但其理未尝变，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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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董仲舒这段论述前面，紧接着是一段关于富强不可与民争利的论述：“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28)这段话中董仲舒对于食禄者“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的弊端讲解得异常清晰：既然朝廷官员已经得到俸禄，那么就不应该再经营事业同民众争利。如果富贵之家依仗权力与民争利，那么民众必然穷困潦倒；民众穷困潦倒使得生不如死，铤而走险便成为必然。在这种局面下，无论严刑峻法如何苛刻，都不能阻止民众触犯法令。只有使得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而使得社会财富均匀分配，民众才可能安居乐业，不去主动触犯法律。董仲舒认为这是上古留下的制度，当今天子应当遵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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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从这一上古制度中看到的是富豪不与民争利，汉武帝从中看到的是将富豪所得之利收归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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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后来之所以采用桑弘羊等人的中央集权经济政策，有多重动机：第一，增加国库收入；第二，维系物价稳定；第三，打击地方豪强的经济来源。其中第一重动机诸学者都展开了充分论述，但是第三重动机也不可忽略。因为汉代的中央集权体系实质上是在武帝时期才真正完成，而中央集权体系的重要环节就是取消地方政权的独立经济来源。平准与盐铁（酒）专卖两者互相配合，平准取消了地方操纵物价牟利的机会，盐铁专营则根除了地方经济超强发展的可能。汉武帝经济政策的措施是桑弘羊提出的，但是限制地方豪强与民争利的理论却是董仲舒提供的。汉武帝对于董仲舒的观点同董仲舒的本意并不完全相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本意是要限制君权、增加君权的责任，但反被误用为集中君权并扩大君权利益。董仲舒限制食禄者与民争利的观念本意是返利于民，但是却被误用为限制富豪之利以归于中央，民众的利益被完全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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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看，汉武帝只需要董仲舒体系中对绝对中央集权有利的部分，以从理论上证明中央集权的合理性。董仲舒借助天人感应之说以限制君权、关注民生的思想，并没有被汉武帝所接受。在这里也存在着一个理论思想家和现实政治家的矛盾。董仲舒一生坎坷的仕途，就是他思想之于现实影响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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