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31780
1702031781
孔霸师夏侯胜受《尚书》，“以选授皇太子经”，其幼子光因哀帝幼，王莽白太后后为哀帝师。(59)
1702031782
1702031783
班固针对经师如此频繁为傅为相的情况评论说，自“公孙弘以儒相”后，蔡义、韦贤等“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认为他们“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但因此而“持禄保位”则可耻，在政治上“以古制今”更非其所任。(60)作《后汉书》的范晔也注意到西汉前期和末期太子教育的这种不同，他认为，“太宗时晁错导太子以法术，贾谊教梁王以《诗》、《书》”，而到宣帝的时候，则“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61)无可讳言，太子教育儒学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上文已经多次提及的“德治”。
1702031784
1702031785
上引诸例中，除未明言经师以《易》、乐授太子或皇帝本身外，《诗》、《书》、《春秋》、《礼》、《论语》、《孝经》等皆为传授内容。由此可见，以太子教育为代表的皇族社会，在文化和政治取向上已经完全认同儒学和经术。值得注意的是，韦贤父子、萧望之、张禹、孔光均以明经入仕，教授儒经，官至相位，由此而呈现出经学对家族或个体人生所具有的现实价值功用，即班固所说的“利禄”之途，势必更为有效地促进了儒学在整个社会层面的传播和影响。另一方面，韦氏父子、夏侯氏三人、疏广叔侄、孔霸父子之为帝王师，与其累世经学的“家业”有关，这既说明经学在民间教育的巨大成功，也说明作为经学传授方法的“家法”或“师法”不仅在基层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正逐步渗透到宫廷教育当中。这样，儒学以经学形式正式步入帝国权力核心层，在思想、教育和学术等层面获得了统治地位。而对儒学统治的确立有莫大贡献的经师们，也名利双收，以致在当时社会政治层面形成“尊师重傅”之风。(62)
1702031786
1702031787
故此，成帝与宦官周旋，在保护萧望之的诏书中明确地说：“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术，厥功茂焉。”(63)从经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角度看，这一来自最高统治者对五经大儒的评价，说明以经学为主导的帝国文化秩序与帝国政治秩序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隔离的互动互利的关系。
1702031788
1702031789
1702031790
1702031791
1702031792
中国儒学史 [:1702022310]
1702031793
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石渠阁经学会议
1702031794
1702031795
一般而言，昭、元之际经学开始全面兴盛，意味着汉帝国思想学术已走向繁荣。但问题是，随着经的阐释者及其内容的增多，各经的知识系统内部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混乱，尤其是涉及政治问题时，这种混乱既无法产生“美政”之用，也不利于其“美俗”之风。因此，这种繁荣并不意味着帝国文化本身的有序，更不意味着经学将有利于帝国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中兴之主宣帝不可能漠视这种繁荣背后隐藏的危机，更不会静待危机的来临，他十分清楚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也许，他即位之初的“经义决疑”事件，早已深深地影响到他对文化秩序的控制策略。《汉书·儒林传》载：
1702031796
1702031797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64)
1702031798
1702031799
宣帝这番功夫花得着实不小，十几年的时间，近三十人的《穀梁》经学精英，其目的之一大概是为了弄清《穀梁春秋》，以便知己知彼地挑战当时已经深入社会政治的《公羊》权威。
1702031800
1702031801
那么，宣帝为什么如此钟情《穀梁》呢？
1702031802
1702031803
由于史料阙如，学界至今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答案。从《公羊》和《穀梁》二学的内涵意义看，二者均重宗法，但《公羊》偏重“一统”，尚峻严之治，而《穀梁》则重“亲亲”之道，尚“礼治”。(65)对此，清人钟文丞在其《穀梁补注·宗经篇》中认为，穀梁是“正名尽辞，以为之纲”，而《左传》的“三体五情”、《公羊》的“三科九旨”都不能尽《春秋》之义；(66)其在《论传篇》又说：“《穀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论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明《春秋》为持世教之书也……，明《春秋》为正人心之书也。”(67)而从宣帝的身世看，他出于犯有“逆”罪的戾太子之家，又成长于民间，若按《公羊》“原心定罪”和“君亲无将”的原则，那这皇帝怎么也轮不到他来做。相反，作为戾太子的孙子，因邴吉之助，他幸免于杀，但在他重现后，即使按“原情定罪”的原则，他可以因时过境迁而免一死，但这皇位是断断不能给他这个有罪太子的后人。而依据《穀梁》所强调的“亲亲”之道和“正名”之义，则作为嫡传之人的他，继承皇位无疑是名正言顺的——毕竟戾太子获罪时，他还在襁褓之中。大概当时宣帝那些“明习”《穀梁》的学术智囊们向他说明了这些关节，所以宣帝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个能为其权位提供经典依据的《穀梁》之学。
1702031804
1702031805
另一方面，宣帝自己对太子的态度也说明他的确是遵循了上述的《穀梁》之义。《汉书·韦玄成传》载：
1702031806
1702031807
初，宣帝宠姬张婕妤男淮阳宪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为嗣，然用太子起于细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68)
1702031808
1702031809
按宣帝本意，因为“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69)想以淮阳王取代时为太子的元帝，但顾忌到“亲亲”嫡传之制，又念及太子身世，再想想自己的身世，最后还是依从旧制。
1702031810
1702031811
正因为这么多切身的缘由，公元前51年三月，宣帝决定在未央宫大殿北的石渠阁召开会议，意欲将能为当朝政治做合法论证的《穀梁春秋》立于学官。《汉书·儒林传》载：
1702031812
1702031813
1702031814
（宣帝）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70)
1702031815
1702031816
征诸其他史料，这个影响深远的会议本身及其影响的大致情况有以下几点：
1702031817
1702031818
一、会议概况。会议召开的原由是“平《公羊》、《穀梁》同异”，举行的方式为分组派辩论，辩论的内容有三十余事，辩论的规则是“各以经处是非”，而对辩论的内容也有评委评论（萧望之等名儒），评论的标准是“以经谊对”。辩论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双方各四人参与辩论，结果《公羊》派对《穀梁》派“多不见从”，第二阶段是双方各增加一人继续辩论，结果是评委们“多从《穀梁》”——《穀梁》胜出，立于学官。
1702031819
1702031820
二、会议的学术成果。按《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这次会议的讨论记录共有一百五十五篇，其中，《书》议奏四十二篇，《礼》议奏三十八篇，《春秋》议奏三十九篇，《论语议奏》十八篇，其它有关五经的杂议十八篇。
1702031821
1702031822
三、与会者的学术源流。征诸《汉书》之列传，参加此次会议者至少有二十三人，其学术源流情况如下：鲁《诗》学——淮阳中尉韦玄成（父韦贤师瑕丘江公和许生。传父业），博士张长安、薛广德（俱师王式）；齐《诗》学——太子太傅萧望之（师后仓，奉旨“平奏”会议）；《书》学——博士欧阳地余（欧阳高之孙，承家业）、博士林尊（师欧阳高）、译官令周堪（师夏侯胜）、博士张山拊（师夏侯建）、谒者假仓（师张山拊）；《礼》学——博士戴圣、太子舍人闻人通汉（俱师后仓弟子）；《易》学——博士施雠（从田王孙受业）、黄门郎梁丘临（梁丘贺之子，传父业，“专行京房法”，为会议使者）；公羊《春秋》学——博士严彭祖（师眭孟），侍郎申輓、伊推、宋显、许广；穀梁《春秋》学——议郎尹更始（师蔡千秋），待诏刘向及周庆、丁姓（二人俱师荣广），中郎王亥。
1702031823
1702031824
四、权威的确立。《汉书·宣帝纪》载：“（甘露三年三月）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虽然会议召开的直接原由是平《公羊》、《穀梁》异同，但从上文我们梳理统计与会者的学术源流看，当时各经系的权威基本都云集阁中。所以，宣帝可能是借此机会来全面审视当时文化精英的实际情况。如果石渠阁会议仅仅是宣帝毫不掩饰地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寻求更为可靠合理的经典依据的话，那这无疑是低估了上文我们屡次提及的中兴之主所具有的政治智慧。从实际结果看，宣帝亲自来决定五经各家的合法地位，即所谓“上亲称制临决”，从当世的情况看，他把这些精英们召集到一起，让他们畅所欲言地辩论，无非是为了表明他“礼贤下士”的统治姿态，表明其政权的宽容性。另一方面，宣帝这种“称制临决”也是一种无声的宣言：无论诸儒辩论什么，最后的裁判权终究还是在皇帝那里。最终，在皇帝这个最高统治权力的主导下，朝廷对博士制度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调整和控制。初看起来，举行这次会议好像是宣帝比较宽容的体现，但实际上，它却是皇权对儒者群体所进行的更为有效的控制。
1702031825
1702031826
从历史情形看，元帝以前的经学的状况是：
1702031827
1702031828
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71)
1702031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