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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五行相生相克说。五行的相生相克之意被京房运用于解卦,其相生关系往往被说成是“资”、“合”等,如他解艮宫二世卦大畜,由于大畜是艮上乾下,其配五行后为乾金在艮土下,再加上大畜是以变本宫的艮卦六二之阴为九二之阳而成(“阳进阴止”),故他说“山下有乾,金土相资,阳进阴止,积雨润下,畜道光也”。(116)又如他解咸卦说:“土上见金,母子气合。”(117)咸卦上兑下艮,属兑宫三世卦,而兑金艮土,土又生金,加上此卦六二、九五应位,阴阳“二气交感”,故说“母子气合”。(118)但也有“合”中潜在着对立乃至凶的关系,如解旅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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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二气交互见本象。……火土同宫,二气合应。阴阳相对,吉凶分乎阴位。上九阳居宗庙,得丧于易。六五为卦之主,不系于一,凶其宜也。(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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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卦离上艮下,属离宫一世卦,离火艮土。这里的“本象”是指离上艮下,是火在山上有燃而不止的“旅动”之象。又因为在八宫卦中,离为阴,艮为阳,故说“火土同宫,二气合应”。旅卦中的离之初九为阳,在旅卦的第四爻,艮之下爻为阴,在旅卦的初爻,加上离为阴、艮为阳的缘故,故说“阴阳相对”。而旅在离宫,卦的主爻为六五阴爻,但离卦的世爻为上九宗庙,则此卦潜在地有二主,这就是“不系于一”。因此,即便离宫旅卦“火土同宫”,有火生土的应合关系,但因为“吉凶分乎阴位”(指六五阴爻),其结果往往是“凶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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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京房这种解旅卦以“阴阳相对”而暗含凶的情形不同,在解同人卦时,他认为五行关系有着决定性的意味。同人卦属离宫归魂卦,与坎飞伏。此卦乾上离下,乾金离火,即金在火上。京房解同人说:“上下不停,生生之义,易道祖也。天与火明而健,阳道正阴气,和也。”(120)离属阴卦,此卦中由“阳道”(乾)正之(“阴气”)。又由于火务上,乾务健,故说“上下不停”。但是,由于火克金,又因为同人卦的“归魂”是复归本宫的离,故与同人飞伏的是坎。而坎为水,水克火,因此,“火上见金,二气虽同,五行相悖。”(121)这类由五行相克来解卦的明显例子很多,京房以“刑”、“冲”等词语表述其意。如解震宫归魂卦随卦时,由于随卦下震上兑,兑金震木,金又克木,故说“金木交刑,水火相敌”。(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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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之类,都是京房运用五行的“生”、“克”之意来解卦。值得注意的是,京房并没有简单以生、克关系来说明卦义,而总是在分析某卦中所蕴含的阴阳、五行、爻变、星宿等诸多因素后,再做相应的判断。也就是说,如果某卦中有五行相生的情形,但其他因素却影响了这种相生关系,则此相生关系并不能成为此卦主旨,如前所论的离宫咸卦,以及坎宫节卦。(123)同样地,如果某卦中有五行相克的情形,而其他因素弱化或消解了那种相克作用,则此相克之意也无法作为某卦的主旨。如解乾上震下的巽宫四世卦无妄时,由于乾金震木,京房说此卦是“上金下木,二象相冲”。(124)可因为无妄卦由巽卦的六四阴爻变为九四阳爻而成,这样的“变”是阳升阴降,故京房终而认为无妄卦是“阴阳升降,健而动,内见一阳应动刚。五行分配,吉凶半矣”。(125)由此可见,京房的五行说,在广泛运用八宫、飞伏等理论的同时,也把古老的阴阳理论深度拓展到他的五行解八卦的过程中,这不仅使得其五行说更具辩证意义,也为后人对“易者,变也”的易道和易理的理解,打开了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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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卦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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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易》学思想中另一个为后世所注重的内容是卦气说。我们知道,京房《易》学最直接的思想资源是孟喜的《易》学,其卦气说既是对孟氏《易》学的继承,也是发展。(126)前文已对孟氏卦气说作了分析,这里仅就京房卦气说不同于孟氏说的地方,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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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孟喜把坎、震、离、兑作为四正卦,而仅以其他六十卦三百六十爻配一年的天数方法不同,京房把这四正卦二十四爻也纳入一年日数匹配之中,即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配一年的天数。他说:“分六十四卦,配三百八十四爻,成万一千五百二十策,定气候二十四。”(127)其具体方法是:四正卦的初爻分别主二至二分,即坎之初爻主冬至,离之初爻主夏至,震之初爻主春分,兑之初爻主秋分,每卦各当七十三分;颐、晋、升、大畜四卦,每卦各当五日十四分,其之所以不是六日七分,是因为这四卦已各分出七十三分给四正卦;其余各卦当六日七分。(128)另一方面,京房把四正卦纳入一年的月份当中后,《说卦》中的八卦方位说也在他的卦气说中得以体现。(129)八卦所当月份为:坎当十一月,离当五月,震当二月,兑当八月;而乾主立冬当十月,坤主立秋当七月,巽主立夏当四月,艮主立春当正月。据此,可成京房的《八卦卦气图》如下(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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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八卦卦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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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图引自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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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知,“子”为冬至,“午”为夏至,从“子”开始向左运转到“午”,是阳气萌发到旺盛的过程;而从“午”开始向右运转到“子”,则为阴气萌发至旺盛的过程。这就是他所说的“阴从午,阳从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的意思。(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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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孟喜以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节气不同,京房依次以坎、巽、震、兑、艮、离的初爻和四爻共十二爻主二十四节气。又依其纳支说,据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另配以“十二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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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正月节在寅,坎卦初六,立秋同用。雨水正月中在丑,巽卦初六,处暑同用。惊蛰二月节在子,震卦初九,白露同用。春分二月中在亥,兑卦九四,秋分同用。清明三月节在戊,艮卦六四,寒露同用。谷雨三月中在酉,离卦九四,霜降同用。立夏四月节在申,坎卦六四,立冬同用。小满四月中在未,巽卦六四,小雪同用。芒种五月节在午,震宫六四,大雪同用。夏至五月中在巳,兑宫初九,冬至同用。小暑六月节在辰,艮宫初六,小寒同用。大暑六月中在卯,离宫初九,大寒同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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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由于以正月为岁首,其节气是从立春开始,故从立春到大暑为上半年六个月共十二节气,下半年则是从立秋到大寒十二节气。二者的节气是相互对应的,如上半年正月中的立春对应下半年七月的立秋,二月的春分对八月的秋分,三月的清明对九月的寒露,余者顺次类推。二是“同用”问题,从卦主节气而言,一卦二爻主四个节气,一爻主两个节气,即两个节气同用某卦的某爻,如坎的初六配立春和立秋,六四又配立夏与立冬,余皆类推;从地支配节气而言,如一爻配两节气一样,一支也配两节气,如亥配春分和秋分,卯配大暑和大寒,这也是同用。三是阴阳升降问题,由于京房认为“建子阳生,建午阴生”,(132)即是说自“子”始阳气萌动,自“午”始阴气萌发,则从立春到大暑的上半年是阳之兴,反之,自立秋到大寒的后半年是阴之兴。很明显,这是以阴阳升降来说一年的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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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京房的《易》学思想,无论哪个层面的理论,从原理上讲,都是以阴阳的升降、相对、转化、交合等关系为前提和参照的。而这说明他对“生生”、“变”、“新新”等易理有深度的察悟。京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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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相荡,二气阳入阴、阴入阳,而起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内,无不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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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不停,生生相续,故淡泊不失其所,确然示人。阴阳运行,一寒一暑;五行互用,一吉一凶。(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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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屯夷,事非一揆,爻象适时,有吉有凶。人之生世,亦复如斯。或逢治世,或逢乱时,出处存亡,其道皆系《易》云。大矣哉,阴阳升降。(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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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段话,可视为京房对自己的思想与人生关系的自我说明。在京房看来,由于“天地运转,气在其中矣”,(135)则易的生生不息之理,即来自于阴阳二气的交互不停。而从“易”之为“变”的角度看,在阴阳交互、八卦相荡的运变过程中,天地万物都是“生生相续”、“新新不停”的,这个过程既是淡泊的自然无为,又是无所不在的通达四方。它是自然的,更是实在的,人能认知它,也应该去察悟它。因为,这个过程所蕴含、体现的吉凶、适变之理,“皆系《易》云”,故《易》对于人世治乱相转和人生出处存亡的意义,“亦复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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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孟、京《易》学的思想史意义(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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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可见的材料表明:先秦《易》学与汉代《易》学有义理阐发与象数发达之别,前者以不断形成的《周易》的“十翼”(即《易传》)为代表,后者则是孟、京《易》学在汉代的大行其道,它们都被立于博士之官,进入官方儒学系统,习京氏者不少,受孟京《易》学影响的更多。到了魏晋之际,王弼注《易》,疏通大略,得意忘言,复又恢复至义理阐发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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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思想的传承来看,《易》书虽然免遭秦火,但在自武帝时期开始渐盛的儒学中,《易》学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出于政治教化和帝国行政的需要,当时的儒学人士,多以阐发《尚书》、《诗经》和《春秋》公羊的微言大义为主导。到了孟喜那里,他并没有承续“善为《礼》、《春秋》”的家学,而是遵父命从田王孙学《易》,又因为他得到与《易》相关的阴阳灾变书,故他的《易》学,一方面注重吸收当时流行的“天人合一”的《春秋》公羊思想,另一方面,他又着力把阴阳之义引入自己解《易》的过程中。这样,他通过对“七日来复”,“先王以至日闭关”,(137)“帝出乎震”,(138)以及《周易》关于阴阳寒暑吉凶等易理易义的深入阐发,建构了包含历法、卦气、占筮等内容的象数易系统。这一以卦气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易》学系统,为后来京房、郑玄、荀爽、虞翻等人的《易》学思想以及《易》纬的爻辰说提供了颇为坚实的阐发基础。(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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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作为孟氏《易》学的传人,其直接师承是焦赣,(140)《汉书·京房传》评价京房受学于焦氏后说:“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好钟律,知音声。”这一评论,说明了两点:一是生活于西汉后期的京房,随着公羊家们对基于《春秋》和《尚书》的阴阳灾异系统建构的成熟与大量运用,引阴阳灾异入《易》学,除了师承原因外,也是时风的影响和《易》学理论创新的需要。二是京房本人精于历律、音声,他承续《淮南子》、《月令》等相关的思想资源,(141)把阴阳、五行、星术、占筮、历律、音声等内容融合到他的《易》学思想中,这既是继承,更是创新,比孟氏学更为精深博大。上文的梳理,可谓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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