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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五行相生相克说。五行的相生相克之意被京房运用于解卦，其相生关系往往被说成是“资”、“合”等，如他解艮宫二世卦大畜，由于大畜是艮上乾下，其配五行后为乾金在艮土下，再加上大畜是以变本宫的艮卦六二之阴为九二之阳而成（“阳进阴止”），故他说“山下有乾，金土相资，阳进阴止，积雨润下，畜道光也”。(116)又如他解咸卦说：“土上见金，母子气合。”(117)咸卦上兑下艮，属兑宫三世卦，而兑金艮土，土又生金，加上此卦六二、九五应位，阴阳“二气交感”，故说“母子气合”。(118)但也有“合”中潜在着对立乃至凶的关系，如解旅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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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二气交互见本象。……火土同宫，二气合应。阴阳相对，吉凶分乎阴位。上九阳居宗庙，得丧于易。六五为卦之主，不系于一，凶其宜也。(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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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卦离上艮下，属离宫一世卦，离火艮土。这里的“本象”是指离上艮下，是火在山上有燃而不止的“旅动”之象。又因为在八宫卦中，离为阴，艮为阳，故说“火土同宫，二气合应”。旅卦中的离之初九为阳，在旅卦的第四爻，艮之下爻为阴，在旅卦的初爻，加上离为阴、艮为阳的缘故，故说“阴阳相对”。而旅在离宫，卦的主爻为六五阴爻，但离卦的世爻为上九宗庙，则此卦潜在地有二主，这就是“不系于一”。因此，即便离宫旅卦“火土同宫”，有火生土的应合关系，但因为“吉凶分乎阴位”（指六五阴爻），其结果往往是“凶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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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京房这种解旅卦以“阴阳相对”而暗含凶的情形不同，在解同人卦时，他认为五行关系有着决定性的意味。同人卦属离宫归魂卦，与坎飞伏。此卦乾上离下，乾金离火，即金在火上。京房解同人说：“上下不停，生生之义，易道祖也。天与火明而健，阳道正阴气，和也。”(120)离属阴卦，此卦中由“阳道”（乾）正之（“阴气”）。又由于火务上，乾务健，故说“上下不停”。但是，由于火克金，又因为同人卦的“归魂”是复归本宫的离，故与同人飞伏的是坎。而坎为水，水克火，因此，“火上见金，二气虽同，五行相悖。”(121)这类由五行相克来解卦的明显例子很多，京房以“刑”、“冲”等词语表述其意。如解震宫归魂卦随卦时，由于随卦下震上兑，兑金震木，金又克木，故说“金木交刑，水火相敌”。(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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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之类，都是京房运用五行的“生”、“克”之意来解卦。值得注意的是，京房并没有简单以生、克关系来说明卦义，而总是在分析某卦中所蕴含的阴阳、五行、爻变、星宿等诸多因素后，再做相应的判断。也就是说，如果某卦中有五行相生的情形，但其他因素却影响了这种相生关系，则此相生关系并不能成为此卦主旨，如前所论的离宫咸卦，以及坎宫节卦。(123)同样地，如果某卦中有五行相克的情形，而其他因素弱化或消解了那种相克作用，则此相克之意也无法作为某卦的主旨。如解乾上震下的巽宫四世卦无妄时，由于乾金震木，京房说此卦是“上金下木，二象相冲”。(124)可因为无妄卦由巽卦的六四阴爻变为九四阳爻而成，这样的“变”是阳升阴降，故京房终而认为无妄卦是“阴阳升降，健而动，内见一阳应动刚。五行分配，吉凶半矣”。(125)由此可见，京房的五行说，在广泛运用八宫、飞伏等理论的同时，也把古老的阴阳理论深度拓展到他的五行解八卦的过程中，这不仅使得其五行说更具辩证意义，也为后人对“易者，变也”的易道和易理的理解，打开了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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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卦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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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易》学思想中另一个为后世所注重的内容是卦气说。我们知道，京房《易》学最直接的思想资源是孟喜的《易》学，其卦气说既是对孟氏《易》学的继承，也是发展。(126)前文已对孟氏卦气说作了分析，这里仅就京房卦气说不同于孟氏说的地方，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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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孟喜把坎、震、离、兑作为四正卦，而仅以其他六十卦三百六十爻配一年的天数方法不同，京房把这四正卦二十四爻也纳入一年日数匹配之中，即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配一年的天数。他说：“分六十四卦，配三百八十四爻，成万一千五百二十策，定气候二十四。”(127)其具体方法是：四正卦的初爻分别主二至二分，即坎之初爻主冬至，离之初爻主夏至，震之初爻主春分，兑之初爻主秋分，每卦各当七十三分；颐、晋、升、大畜四卦，每卦各当五日十四分，其之所以不是六日七分，是因为这四卦已各分出七十三分给四正卦；其余各卦当六日七分。(128)另一方面，京房把四正卦纳入一年的月份当中后，《说卦》中的八卦方位说也在他的卦气说中得以体现。(129)八卦所当月份为：坎当十一月，离当五月，震当二月，兑当八月；而乾主立冬当十月，坤主立秋当七月，巽主立夏当四月，艮主立春当正月。据此，可成京房的《八卦卦气图》如下（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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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八卦卦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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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图引自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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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知，“子”为冬至，“午”为夏至，从“子”开始向左运转到“午”，是阳气萌发到旺盛的过程；而从“午”开始向右运转到“子”，则为阴气萌发至旺盛的过程。这就是他所说的“阴从午，阳从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的意思。(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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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孟喜以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节气不同，京房依次以坎、巽、震、兑、艮、离的初爻和四爻共十二爻主二十四节气。又依其纳支说，据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另配以“十二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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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正月节在寅，坎卦初六，立秋同用。雨水正月中在丑，巽卦初六，处暑同用。惊蛰二月节在子，震卦初九，白露同用。春分二月中在亥，兑卦九四，秋分同用。清明三月节在戊，艮卦六四，寒露同用。谷雨三月中在酉，离卦九四，霜降同用。立夏四月节在申，坎卦六四，立冬同用。小满四月中在未，巽卦六四，小雪同用。芒种五月节在午，震宫六四，大雪同用。夏至五月中在巳，兑宫初九，冬至同用。小暑六月节在辰，艮宫初六，小寒同用。大暑六月中在卯，离宫初九，大寒同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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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由于以正月为岁首，其节气是从立春开始，故从立春到大暑为上半年六个月共十二节气，下半年则是从立秋到大寒十二节气。二者的节气是相互对应的，如上半年正月中的立春对应下半年七月的立秋，二月的春分对八月的秋分，三月的清明对九月的寒露，余者顺次类推。二是“同用”问题，从卦主节气而言，一卦二爻主四个节气，一爻主两个节气，即两个节气同用某卦的某爻，如坎的初六配立春和立秋，六四又配立夏与立冬，余皆类推；从地支配节气而言，如一爻配两节气一样，一支也配两节气，如亥配春分和秋分，卯配大暑和大寒，这也是同用。三是阴阳升降问题，由于京房认为“建子阳生，建午阴生”，(132)即是说自“子”始阳气萌动，自“午”始阴气萌发，则从立春到大暑的上半年是阳之兴，反之，自立秋到大寒的后半年是阴之兴。很明显，这是以阴阳升降来说一年的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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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京房的《易》学思想，无论哪个层面的理论，从原理上讲，都是以阴阳的升降、相对、转化、交合等关系为前提和参照的。而这说明他对“生生”、“变”、“新新”等易理有深度的察悟。京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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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相荡，二气阳入阴、阴入阳，而起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内，无不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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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不停，生生相续，故淡泊不失其所，确然示人。阴阳运行，一寒一暑；五行互用，一吉一凶。(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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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屯夷，事非一揆，爻象适时，有吉有凶。人之生世，亦复如斯。或逢治世，或逢乱时，出处存亡，其道皆系《易》云。大矣哉，阴阳升降。(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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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段话，可视为京房对自己的思想与人生关系的自我说明。在京房看来，由于“天地运转，气在其中矣”，(135)则易的生生不息之理，即来自于阴阳二气的交互不停。而从“易”之为“变”的角度看，在阴阳交互、八卦相荡的运变过程中，天地万物都是“生生相续”、“新新不停”的，这个过程既是淡泊的自然无为，又是无所不在的通达四方。它是自然的，更是实在的，人能认知它，也应该去察悟它。因为，这个过程所蕴含、体现的吉凶、适变之理，“皆系《易》云”，故《易》对于人世治乱相转和人生出处存亡的意义，“亦复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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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孟、京《易》学的思想史意义(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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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可见的材料表明：先秦《易》学与汉代《易》学有义理阐发与象数发达之别，前者以不断形成的《周易》的“十翼”（即《易传》）为代表，后者则是孟、京《易》学在汉代的大行其道，它们都被立于博士之官，进入官方儒学系统，习京氏者不少，受孟京《易》学影响的更多。到了魏晋之际，王弼注《易》，疏通大略，得意忘言，复又恢复至义理阐发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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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思想的传承来看，《易》书虽然免遭秦火，但在自武帝时期开始渐盛的儒学中，《易》学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出于政治教化和帝国行政的需要，当时的儒学人士，多以阐发《尚书》、《诗经》和《春秋》公羊的微言大义为主导。到了孟喜那里，他并没有承续“善为《礼》、《春秋》”的家学，而是遵父命从田王孙学《易》，又因为他得到与《易》相关的阴阳灾变书，故他的《易》学，一方面注重吸收当时流行的“天人合一”的《春秋》公羊思想，另一方面，他又着力把阴阳之义引入自己解《易》的过程中。这样，他通过对“七日来复”，“先王以至日闭关”，(137)“帝出乎震”，(138)以及《周易》关于阴阳寒暑吉凶等易理易义的深入阐发，建构了包含历法、卦气、占筮等内容的象数易系统。这一以卦气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易》学系统，为后来京房、郑玄、荀爽、虞翻等人的《易》学思想以及《易》纬的爻辰说提供了颇为坚实的阐发基础。(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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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作为孟氏《易》学的传人，其直接师承是焦赣，(140)《汉书·京房传》评价京房受学于焦氏后说：“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好钟律，知音声。”这一评论，说明了两点：一是生活于西汉后期的京房，随着公羊家们对基于《春秋》和《尚书》的阴阳灾异系统建构的成熟与大量运用，引阴阳灾异入《易》学，除了师承原因外，也是时风的影响和《易》学理论创新的需要。二是京房本人精于历律、音声，他承续《淮南子》、《月令》等相关的思想资源，(141)把阴阳、五行、星术、占筮、历律、音声等内容融合到他的《易》学思想中，这既是继承，更是创新，比孟氏学更为精深博大。上文的梳理，可谓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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