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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屯夷，事非一揆，爻象适时，有吉有凶。人之生世，亦复如斯。或逢治世，或逢乱时，出处存亡，其道皆系《易》云。大矣哉，阴阳升降。(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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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段话，可视为京房对自己的思想与人生关系的自我说明。在京房看来，由于“天地运转，气在其中矣”，(135)则易的生生不息之理，即来自于阴阳二气的交互不停。而从“易”之为“变”的角度看，在阴阳交互、八卦相荡的运变过程中，天地万物都是“生生相续”、“新新不停”的，这个过程既是淡泊的自然无为，又是无所不在的通达四方。它是自然的，更是实在的，人能认知它，也应该去察悟它。因为，这个过程所蕴含、体现的吉凶、适变之理，“皆系《易》云”，故《易》对于人世治乱相转和人生出处存亡的意义，“亦复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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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孟、京《易》学的思想史意义(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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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可见的材料表明：先秦《易》学与汉代《易》学有义理阐发与象数发达之别，前者以不断形成的《周易》的“十翼”（即《易传》）为代表，后者则是孟、京《易》学在汉代的大行其道，它们都被立于博士之官，进入官方儒学系统，习京氏者不少，受孟京《易》学影响的更多。到了魏晋之际，王弼注《易》，疏通大略，得意忘言，复又恢复至义理阐发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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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思想的传承来看，《易》书虽然免遭秦火，但在自武帝时期开始渐盛的儒学中，《易》学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出于政治教化和帝国行政的需要，当时的儒学人士，多以阐发《尚书》、《诗经》和《春秋》公羊的微言大义为主导。到了孟喜那里，他并没有承续“善为《礼》、《春秋》”的家学，而是遵父命从田王孙学《易》，又因为他得到与《易》相关的阴阳灾变书，故他的《易》学，一方面注重吸收当时流行的“天人合一”的《春秋》公羊思想，另一方面，他又着力把阴阳之义引入自己解《易》的过程中。这样，他通过对“七日来复”，“先王以至日闭关”，(137)“帝出乎震”，(138)以及《周易》关于阴阳寒暑吉凶等易理易义的深入阐发，建构了包含历法、卦气、占筮等内容的象数易系统。这一以卦气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易》学系统，为后来京房、郑玄、荀爽、虞翻等人的《易》学思想以及《易》纬的爻辰说提供了颇为坚实的阐发基础。(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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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作为孟氏《易》学的传人，其直接师承是焦赣，(140)《汉书·京房传》评价京房受学于焦氏后说：“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好钟律，知音声。”这一评论，说明了两点：一是生活于西汉后期的京房，随着公羊家们对基于《春秋》和《尚书》的阴阳灾异系统建构的成熟与大量运用，引阴阳灾异入《易》学，除了师承原因外，也是时风的影响和《易》学理论创新的需要。二是京房本人精于历律、音声，他承续《淮南子》、《月令》等相关的思想资源，(141)把阴阳、五行、星术、占筮、历律、音声等内容融合到他的《易》学思想中，这既是继承，更是创新，比孟氏学更为精深博大。上文的梳理，可谓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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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思想与现实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看，由于其中起桥梁作用的是人，故某一时期思想的转向与社会政治的变化，都取决于人的思想和行动。孟、京《易》学在西汉中后期享誉士林，且被立于博士官，除了他们阐发的《易》学新义新论外，与二者热衷于介入社会与政治也有关系。(142)据前引《汉书·儒林传》所记载的孟喜“好自称誉”二事，可知孟喜对自己的《易》学是充满自信的，他之所以要自誉其名，目的大概是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京房更是试图以《易》学匡正政治，《汉书·京房传》所记载的京房事迹，除了最初的“考课法”外，其他的都是以阴阳灾异和《易》学为根据上疏论事，故有研究者认为，京房的《易》学是“究灾异之深旨，导政教于正路”，“明占气之术，知将来之休咎”，“探卦候之学，以推天人之变”。(143)京房的《易》学虽精深博大，但壮年的他最后落得个“弃市”的下场，或许正是他过于参与政治的缘故。(144)纵观两汉思想家，现实人生能与政治保持距离者，其人其学都能成其大，前汉有董仲舒，后汉有王充、郑玄；凡与政治纠葛不清者，其学虽大，其生虽或有荣贵，死却非苦即惨，贾谊、京房、刘歆即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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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易》学另一重要的意义在于象数《易》学理论和方法的确立。通过对六十四卦的重新阐发，融通天人之义，是孟、京《易》学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当他们努力把阴阳、卦象、爻变、律历、蓍数、占卜都一股脑纳入易卦后，即便如今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许多天文历法等知识，但其中以卦推天时测人事，以占筮预决吉凶的筮法新体系的形成，既是对义理《易》学的变革，也为象数《易》学流入民间奠定了理论和方法的双重基础。自此以后，卜筮意义上的《周易》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绵延至今。(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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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刘向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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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中，在儒家思想史上，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应是刘向。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即位时（前32），因为重被任用而更名“向”。生于昭帝元凤二年（前79），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前8）。(146)其父祖相继为宗正（父德、祖辟疆、从曾祖郢客），其高祖楚元王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少弟。刘向十二岁时，“以父德任为辇郎”。宣帝神爵二年（前60）被擢为谏议大夫，其后因伪铸黄金下狱，其兄以一半家产赎其罪，宣帝“亦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甘露三年（前51），参与石渠阁会议。元帝即位之初（前48），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推举他出任宗正，三人与侍中金敞“同心辅政，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谋罢外戚以及宦官弘恭、石显之权，谋泄未行，反与周堪一起下狱，萧望之被罢官。后来，刘向指使亲戚上书讼冤，并指斥外戚宦官弄权，但结果更加触怒了政敌，被免为庶人，萧望之亦自杀。元帝永光四年（前40），周堪及其学生张猛（出使西域的名臣张骞之孙）自杀，刘向感伤不已，作《疾谗》、《救危》等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成帝即位的建始元年（前32），刘向被重新启用，任光禄大夫，上书议论郊祀和庙制，其幼子刘歆也在此年为黄门郎。成帝河平三年（前26），“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撰成《洪范五行传论》共十一篇上奏。其后的十年间，刘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147)自此，刘向不断上疏论政，但几乎都没被采用，至成帝绥和元年四月卒。子刘歆承其校书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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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一生坎坷，虽未得大用，却矢志不渝。史书说他“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这些大概得自于他的家风。(148)然而，刘向一生所处的正是西汉帝国的盛衰交替之际，作为深谙儒学的宗室之后，他对汉王朝有非同寻常的忠诚；作为想施能救弊的士大夫，他又有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感。这从他解释自己为何上疏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曾对好友陈汤说：“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149)事实上，这段话是刘向一生心境的写照，也是那个时代儒者心灵和精神的自我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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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撰述与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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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对于后世的意义，今人多注重其校书所成就的创始目录校雠学之功，以及他的五行思想，而有意无意忽略了他在汉代经学和思想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比之于其子刘歆在两汉之际的经学活动，刘向本人对经书的整理和阐释，以及他编著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思想趣向，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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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楚元王传》所附《刘向传》记载，刘向年轻时的文章辞赋是出类拔萃的，又因为其父好黄老术，故在很小的时候就看了《枕中鸿宝苑秘书》，信奉其中的“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和“重道延命方”，“献之，言黄金可成”，结果是“费甚多，方不验”，以致下狱论死。大概这次教训颇为惨痛，至宣帝五凤三年（前55）待诏金马门，奉宣帝命习《穀梁》，到甘露三年（前51）参与石渠阁会议，这五年间刘向可谓“脱胎换骨”，其经学素养无疑得到很快的提高。但他辅政不成，于元帝初元二年（前47）二次下狱被免为庶人后，参政无门，刘向就致力于议政和著述，成为西汉少有的宗室大儒。从青年到壮年这样的经历，对刘向以后校书尤其是著述思想的形成有不可估量的潜在影响。对此，徐复观深入仔细地研究《新序》和《说苑》后认为，“以刘向的家世及其遭遇，他的思想是始于政治，终于政治，乃当然之事”，(150)其思想中“人君能任贤纳谏”是针对现实的一面，“天下为公”是其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的一面，而刘向对有关禄在学中、报仇与报恩、立身处事等问题的编纂，也把自身由深刻的现实经验而来的诸多感触融合其中。(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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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序》和《说苑》是否为刘向所最初编纂，至今尚有争议，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刘向本人的思想，也难有定论。在此，我们仅依据史书中的有关记载，以及《新序》和《说苑》本身的材料，对刘向的编撰和著述与经以及经学的关系略作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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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诗经》。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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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于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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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刘向高祖楚元王及诸曾祖，都深谙《诗》学。无论从师法还是从家法上讲，刘向都可能非常熟悉《鲁诗》。而据徐复观考证，《新序》与《韩诗》完全相同者二十二条，相近的有十三条，《说苑》中与《韩诗》相同或相近者近四十条，(153)由此可知，无论两书是否为刘向所独立编纂，这些情况都说明他并没有后人在论汉代经学时所强调的师法或家法意识。相反，如果它们是刘向独立编纂，则表明他博采他书，突破了官方儒学所极度强调的师法限制；而如果如前人所论，二书先有初本，刘向仅是“序次”分类的话，则表明刘向有很强的求真和求实意识（“史”的意识），而不随意删改初本，这无疑与其校书的精神是一致的。进一步地，再参照刘向上疏中引经据典的情况，且以元帝永光元年（前43）的《上封事疏》为例。此疏是史书所见刘向最长的一篇谏书，引《诗》十一次，引《易》四次，《论语》一次。这说明刘向对《诗》义有深刻的理解和纯熟的运用。而从其内容看，刘向是把“诗”当做“史”来运用，以说明天与人、君与臣之间“和”的重要性。(154)事实上，这篇谏疏的目的刘向自己说得也很明确，即，“臣幸得托肺附，诚见阴阳不调，不敢不通所闻。窃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事一二，条其所以，不宜宣泄。”这里虽然说主旨是以《春秋》灾异之理来救世，但从其引《诗》的情形看，以经学的眼光视之，则也可说是以《诗》解《春秋》，即后世所说的“以经解经”。(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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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看《尚书》。据《汉书·艺文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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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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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志》据刘歆的《七略》而成，而《七略》又源自刘向的《别录》，则此处说刘向云云，其实应是刘向自己校书所得的结果。(157)这里所揭示的事实，均为争论今古文问题、《尚书》流传问题的双方所承认。撇开《尚书》篇目的今文、古文分歧不论，还有两点值得重新审视：一是以刘向用中古文校三家《尚书》而言，其对《尚书》文字的返本归源即有不朽之功，因为“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这是说，刘向所见的《尚书》与今文《尚书》三家有七百字不同，又因为古文的音义以《尔雅》为准，加上《尔雅》为汉人常识，故对各家《尚书》文字的校正，乃至对经义的理解，都可通过《尔雅》来比对今古两类文字音义的异同，而得到相对顺畅的解释。刘向这次校正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艺文志·六艺略》中有关《尚书》条末尾所提到的“入刘向《稽疑》一篇”。二是刘向作过《洪范五行传论》，且为后世所推崇，班固《五行志》录存甚多。(158)这从侧面证明刘向对《尚书》的研究，甚至超越了那些《尚书》学博士。否则，以班固治史之谨严，为何不录更多的其他《尚书》博士的著作，而偏偏大量选录没有被立于学官的刘氏之论。(159)班固去刘向不远，其所取材的材料底本，应该与事实比较接近。其《志》多选录刘氏父子的五行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刘氏之说在当时已经发生广泛影响，乃至不得不录。这就是班固在刘氏父子传的“赞”中所说：“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由此可见，由刘向开始，古文《尚书》开始真正成为经学的中心问题之一，而由刘向深度阐发的“洪范五行”思想，又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和政治的重要问题。(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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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礼》经。《仪礼》、《礼记》、《周礼》的“三礼”定名，自东汉郑玄始，其前《仪礼》称谓多变，或以《礼》，或以《士礼》，或以《礼经》。《史记·儒林传》所说“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即指《仪礼》。(161)下面据郑玄所注《仪礼》的篇次（即今见《仪礼》，也是刘向《别录》中的篇次），与郑玄《仪礼目录》所列大小戴礼中所谓“仪礼”的篇次相较，以见刘向对礼学的整理与经学及其思想的可能关系。列表（表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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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今本《仪礼》、大小戴礼所载《仪礼》篇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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