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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表据《十三经注疏》之贾公彦《仪礼注疏》所引郑玄《仪礼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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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见，今本与小戴本从第一到第七的篇次是相同的，大戴本的前三篇与今本和小戴本相同，大戴本的第十到第十三的篇次与另两本的第四到第七的篇次相同，余者篇次皆不同。(162)由于两戴本先于刘向，则这样的差异表明，要么刘向另据别本而重新编订篇次，要么他根据自己对礼学理解而改变目次，但无论何种情形，都表明刘向是不怎么同意其前有关礼学的看法的。那么，何种原因让刘向取此编次呢？贾疏或可说明其一二原因。其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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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刘向《别录》，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伦叙，故郑用之。至于大戴即以《士丧》为第四，……《丧服》第十七。小戴于《乡饮》、《乡射》、《燕礼》、《大射》七篇亦依此《别录》次第，……《觐礼》为第十七。皆尊卑吉凶杂乱，故郑玄皆不从之矣。(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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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公彦认为，郑玄之所以同意各家都以冠礼为首，是因为他据《周礼》大宗伯所掌五礼——吉、凶、宾、军、嘉而言。而刘向的篇次，在贾氏看来是依据“尊卑吉凶次第”，郑玄也认可这样的次序，但两戴的篇次是“尊卑吉凶杂乱”，故郑玄不从。(164)细较三本篇次，可知《别录》的第一、二、四、五、六、七、九为嘉礼，三、八、十为宾礼，十一到十四为凶礼，后三者为吉礼。不过，郑玄的《目录》所说和贾疏的辨析，都没有很好地说明刘向为何如此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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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按礼的性质来看，刘向没有遵循《周礼》吉凶宾军嘉的顺次，但他的编次中暗含着这样的逻辑顺列：人之成人，冠、婚为本，而按照汉代的察举制度，士人经世致用多由乡里称誉而达名于州郡以致于朝廷，故有“士以职位相亲，始承挚相见礼”，(165)而后“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之饮酒”。(166)很显然，这是以汉代郡县政体作为潜在依据而建立的士入仕的过程之礼。而后便是“州长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之礼”，(167)而“诸侯无事，若卿大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168)“诸侯将有祭祀之事，与其群臣射以观其礼。”(169)这是与众乐，是州郡、诸侯属国内“和”的境地。如此还非天下太平，故“诸侯相于久无事，使卿相问之礼，小聘使大夫”，(170)这样又有“主国君以礼食小聘大夫之礼”，(171)这是宗室之乐，没有祸起萧墙的兄弟争位，没有刀光剑影的诸侯反叛。至此，国泰民安，君臣安位，乃有“诸侯秋见天子之礼”，(172)此即“觐礼”。这是一个由低向高的仪礼过程，是一种颇为理想化的自庶人以至于天子的相交和乐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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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终究要归于死，故有“丧服”，“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173)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差等序列，由宗法而来。丧之大者，父丧母丧，故有“士丧其父母，自始死至于既殡之礼”；(174)殡后乃葬，故有“请启期”的既夕礼；(175)“士既葬父母，迎精而反，日中祭之于殡宫以安之。”(176)此为《士虞礼》。至此，如前文所论，汉以“孝”治天下，则此类凶礼，是“孝”的体现。非但普通士人如此，诸侯之士也不例外，故有“诸侯之士祭祖祢”的“特牲馈食之礼”，(177)再向上，即是“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祢于庙”的“少牢”之礼。(178)按宗法之意，诸侯卿大夫皆为诸侯的小宗，以诸侯王所在一支为大宗，而相对于天子，诸侯又成为小宗，天子为大宗。至此，方有诸侯或天子参与的“有司彻”之礼。(179)这三类礼是“慎终追远”，为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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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刘向对《仪礼》的新编次，隐含的是他对礼学内涵和形式的双重新理解，他一面试图从礼之内容上体现出士人“修身——治国”的古老传统，这是他坚守儒家精神的体现，也是整个先秦思想核心理念——“和”的精神的体现。而在这种“和”的理解上，他几乎扬弃了天人感应的公羊学弊端，而专注于人世的日常生活。这与他上疏中屡屡强调灾异说，有着很大差异，无须多论，这种差异源自礼学与《春秋》学的主旨的不同。另一方面，他又力图从礼之仪式上体现出等级变化，士、卿大夫、诸侯、天子的礼仪在刘向的目次中界限分明，这是儒家差等思想在大一统帝国背景下的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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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对礼学的另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阐释是，他用简短的语言对《礼记》（小戴礼）四十九篇的内容作了判断，这是他试图把握《礼记》篇章内容和性质的努力。为简省故，这里只根据郑玄《礼记目录》注，择要列举。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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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制度。（《曲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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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通论。（《檀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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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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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丧服。（《曾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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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世子法。（《文王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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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祭祀。（《郊特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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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子法。（《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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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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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乐记》。（《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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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丧服之礼。（《奔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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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吉礼。（《投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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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吉事。（《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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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刘向《别录》对括弧中相应各篇所作的判语，虽然判断的详细理由我们无法知道，但综览《礼记目录》，可知刘向把《礼记》四十九篇分为九类：通论、祭祀、制度、世子法、子法、吉事、吉礼、丧服、丧服之礼。其中，属“通论”十六篇，“丧服”十篇，“制度”和“吉事”各六篇，“祭祀”四篇，余者各一篇。需辨析的是，由《汉书·艺文志》可知，《明堂阴阳记》、《明堂阴阳》、《乐记》都是独立于五十六卷《礼古经》和一百三十一篇《记》之外的。(180)刘向在《别录》中把它们单列出来，是因为它们有别于当时已经成册的“经”和“记”，其来源与严格意义上的“礼”是不同的。因为，在先秦总是礼乐并举，而阴阳之类，与礼的差别更大。由此可见，刘向《别录》中所体现出的“史”的意识是明确的。至于他以九类来分判《礼记》，由于《礼记》内容本身繁富而驳杂，这使得其分类在严格的意义上显得并不准确，如《曲礼》多有繁富礼仪和立身处世的态度，是难以归于“制度”的。不过，从上举的九类名称看，有些归纳判断是明显合理的，如《礼运》、《学记》、《中庸》、《大学》归于“通论”，《王制》、《礼器》归于“制度”，《郊特牲》归于“祭祀”，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刘向的这些分类，在礼的性质上，他遵从传统意义上的礼有五类的看法，故有吉凶判断；在文本的意义上，他对繁杂的《礼记》进行甄别，故有通论类的判断；在论述对象的意义上，他分别了礼与事的差异，故有吉礼和吉事的区别判断。而在这些意义上，从经学的角度看，刘向的分类不仅有助于对“经”的理解和传授，还启示出《礼记》本身就是一个繁杂的知识和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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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史料阙如，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刘向对大戴礼的态度。但从以上分析来看，刘向对《仪礼》和《礼记》的校正，显现出他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政治、教育等意识，其对礼学著作的编校努力，事实上奠定了礼学文本框架的基础。否则，郑玄注礼也不会如此注重刘向的诸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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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看《春秋》。先看《新序》和《说苑》中引《春秋》的情况。按徐复观的研究，两书引用春秋时代的故事，多出《左传》，但很少用“春秋”之名或“传曰”引出，这应该与当时《左传》未立于学官，他于秘中校书时另见《左传》有关。(181)而明确以“春秋”名而引的，《新序》有七，《说苑》有二十四。《新序》用《穀梁》之文、义多于《公羊》，《说苑》用《公羊》则多于《穀梁》。这种以“春秋”名出引而其实杂用《公羊》、《穀梁》的情形，正是与这两者在当时都立于学官，其义大行于世有关。(182)所要注意的是，刘向的祖上以《诗》学和黄老术名世，刘向自己则是由诗赋转向《穀梁》学，进而博通《易》学、《尚书》学、礼学等。以其青年时曾专研《穀梁》学五年并参与石渠阁论议的经历来看，其晚年编撰的《新序》、《说苑》却博采《春秋》三传，没有明显的师法家学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的转向，体现了刘向具有一种思想和学术的双重宽容精神。这种精神对东汉许多大儒如贾逵、郑玄等或许都潜在地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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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刘向对《易》学也有精深的研究，其上疏中频繁征引《周易》来议政，《说苑》也有所引，可为明证。(183)《新序》和《说苑》对《论语》也有许多征引和阐说，加上他曾编撰《战国策》，校理《管子》、《晏子春秋》等，可见刘向学问是何等渊博。限于篇幅，此处存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