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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183 说明:表据《十三经注疏》之贾公彦《仪礼注疏》所引郑玄《仪礼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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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185 由表可见,今本与小戴本从第一到第七的篇次是相同的,大戴本的前三篇与今本和小戴本相同,大戴本的第十到第十三的篇次与另两本的第四到第七的篇次相同,余者篇次皆不同。(162)由于两戴本先于刘向,则这样的差异表明,要么刘向另据别本而重新编订篇次,要么他根据自己对礼学理解而改变目次,但无论何种情形,都表明刘向是不怎么同意其前有关礼学的看法的。那么,何种原因让刘向取此编次呢?贾疏或可说明其一二原因。其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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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187 其刘向《别录》,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伦叙,故郑用之。至于大戴即以《士丧》为第四,……《丧服》第十七。小戴于《乡饮》、《乡射》、《燕礼》、《大射》七篇亦依此《别录》次第,……《觐礼》为第十七。皆尊卑吉凶杂乱,故郑玄皆不从之矣。(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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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189 贾公彦认为,郑玄之所以同意各家都以冠礼为首,是因为他据《周礼》大宗伯所掌五礼——吉、凶、宾、军、嘉而言。而刘向的篇次,在贾氏看来是依据“尊卑吉凶次第”,郑玄也认可这样的次序,但两戴的篇次是“尊卑吉凶杂乱”,故郑玄不从。(164)细较三本篇次,可知《别录》的第一、二、四、五、六、七、九为嘉礼,三、八、十为宾礼,十一到十四为凶礼,后三者为吉礼。不过,郑玄的《目录》所说和贾疏的辨析,都没有很好地说明刘向为何如此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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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191 虽然按礼的性质来看,刘向没有遵循《周礼》吉凶宾军嘉的顺次,但他的编次中暗含着这样的逻辑顺列:人之成人,冠、婚为本,而按照汉代的察举制度,士人经世致用多由乡里称誉而达名于州郡以致于朝廷,故有“士以职位相亲,始承挚相见礼”,(165)而后“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之饮酒”。(166)很显然,这是以汉代郡县政体作为潜在依据而建立的士入仕的过程之礼。而后便是“州长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之礼”,(167)而“诸侯无事,若卿大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168)“诸侯将有祭祀之事,与其群臣射以观其礼。”(169)这是与众乐,是州郡、诸侯属国内“和”的境地。如此还非天下太平,故“诸侯相于久无事,使卿相问之礼,小聘使大夫”,(170)这样又有“主国君以礼食小聘大夫之礼”,(171)这是宗室之乐,没有祸起萧墙的兄弟争位,没有刀光剑影的诸侯反叛。至此,国泰民安,君臣安位,乃有“诸侯秋见天子之礼”,(172)此即“觐礼”。这是一个由低向高的仪礼过程,是一种颇为理想化的自庶人以至于天子的相交和乐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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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193 然而,人终究要归于死,故有“丧服”,“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173)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差等序列,由宗法而来。丧之大者,父丧母丧,故有“士丧其父母,自始死至于既殡之礼”;(174)殡后乃葬,故有“请启期”的既夕礼;(175)“士既葬父母,迎精而反,日中祭之于殡宫以安之。”(176)此为《士虞礼》。至此,如前文所论,汉以“孝”治天下,则此类凶礼,是“孝”的体现。非但普通士人如此,诸侯之士也不例外,故有“诸侯之士祭祖祢”的“特牲馈食之礼”,(177)再向上,即是“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祢于庙”的“少牢”之礼。(178)按宗法之意,诸侯卿大夫皆为诸侯的小宗,以诸侯王所在一支为大宗,而相对于天子,诸侯又成为小宗,天子为大宗。至此,方有诸侯或天子参与的“有司彻”之礼。(179)这三类礼是“慎终追远”,为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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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195 由此可见,刘向对《仪礼》的新编次,隐含的是他对礼学内涵和形式的双重新理解,他一面试图从礼之内容上体现出士人“修身——治国”的古老传统,这是他坚守儒家精神的体现,也是整个先秦思想核心理念——“和”的精神的体现。而在这种“和”的理解上,他几乎扬弃了天人感应的公羊学弊端,而专注于人世的日常生活。这与他上疏中屡屡强调灾异说,有着很大差异,无须多论,这种差异源自礼学与《春秋》学的主旨的不同。另一方面,他又力图从礼之仪式上体现出等级变化,士、卿大夫、诸侯、天子的礼仪在刘向的目次中界限分明,这是儒家差等思想在大一统帝国背景下的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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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197 刘向对礼学的另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阐释是,他用简短的语言对《礼记》(小戴礼)四十九篇的内容作了判断,这是他试图把握《礼记》篇章内容和性质的努力。为简省故,这里只根据郑玄《礼记目录》注,择要列举。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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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199 此于《别录》属制度。(《曲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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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01 此于《别录》属通论。(《檀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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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03 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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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05 此于《别录》属丧服。(《曾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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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07 此于《别录》属世子法。(《文王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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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09 此于《别录》属祭祀。(《郊特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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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11 此于《别录》属子法。(《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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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13 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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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15 此于《别录》属《乐记》。(《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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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17 此于《别录》属丧服之礼。(《奔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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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19 此于《别录》属吉礼。(《投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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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21 此于《别录》属吉事。(《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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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23 这些都是刘向《别录》对括弧中相应各篇所作的判语,虽然判断的详细理由我们无法知道,但综览《礼记目录》,可知刘向把《礼记》四十九篇分为九类:通论、祭祀、制度、世子法、子法、吉事、吉礼、丧服、丧服之礼。其中,属“通论”十六篇,“丧服”十篇,“制度”和“吉事”各六篇,“祭祀”四篇,余者各一篇。需辨析的是,由《汉书·艺文志》可知,《明堂阴阳记》、《明堂阴阳》、《乐记》都是独立于五十六卷《礼古经》和一百三十一篇《记》之外的。(180)刘向在《别录》中把它们单列出来,是因为它们有别于当时已经成册的“经”和“记”,其来源与严格意义上的“礼”是不同的。因为,在先秦总是礼乐并举,而阴阳之类,与礼的差别更大。由此可见,刘向《别录》中所体现出的“史”的意识是明确的。至于他以九类来分判《礼记》,由于《礼记》内容本身繁富而驳杂,这使得其分类在严格的意义上显得并不准确,如《曲礼》多有繁富礼仪和立身处世的态度,是难以归于“制度”的。不过,从上举的九类名称看,有些归纳判断是明显合理的,如《礼运》、《学记》、《中庸》、《大学》归于“通论”,《王制》、《礼器》归于“制度”,《郊特牲》归于“祭祀”,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刘向的这些分类,在礼的性质上,他遵从传统意义上的礼有五类的看法,故有吉凶判断;在文本的意义上,他对繁杂的《礼记》进行甄别,故有通论类的判断;在论述对象的意义上,他分别了礼与事的差异,故有吉礼和吉事的区别判断。而在这些意义上,从经学的角度看,刘向的分类不仅有助于对“经”的理解和传授,还启示出《礼记》本身就是一个繁杂的知识和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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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25 由于史料阙如,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刘向对大戴礼的态度。但从以上分析来看,刘向对《仪礼》和《礼记》的校正,显现出他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政治、教育等意识,其对礼学著作的编校努力,事实上奠定了礼学文本框架的基础。否则,郑玄注礼也不会如此注重刘向的诸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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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27 最后来看《春秋》。先看《新序》和《说苑》中引《春秋》的情况。按徐复观的研究,两书引用春秋时代的故事,多出《左传》,但很少用“春秋”之名或“传曰”引出,这应该与当时《左传》未立于学官,他于秘中校书时另见《左传》有关。(181)而明确以“春秋”名而引的,《新序》有七,《说苑》有二十四。《新序》用《穀梁》之文、义多于《公羊》,《说苑》用《公羊》则多于《穀梁》。这种以“春秋”名出引而其实杂用《公羊》、《穀梁》的情形,正是与这两者在当时都立于学官,其义大行于世有关。(182)所要注意的是,刘向的祖上以《诗》学和黄老术名世,刘向自己则是由诗赋转向《穀梁》学,进而博通《易》学、《尚书》学、礼学等。以其青年时曾专研《穀梁》学五年并参与石渠阁论议的经历来看,其晚年编撰的《新序》、《说苑》却博采《春秋》三传,没有明显的师法家学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的转向,体现了刘向具有一种思想和学术的双重宽容精神。这种精神对东汉许多大儒如贾逵、郑玄等或许都潜在地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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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29 另外,刘向对《易》学也有精深的研究,其上疏中频繁征引《周易》来议政,《说苑》也有所引,可为明证。(183)《新序》和《说苑》对《论语》也有许多征引和阐说,加上他曾编撰《战国策》,校理《管子》、《晏子春秋》等,可见刘向学问是何等渊博。限于篇幅,此处存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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