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2032199e+09
1702032199 此于《别录》属制度。(《曲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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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01 此于《别录》属通论。(《檀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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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03 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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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05 此于《别录》属丧服。(《曾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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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07 此于《别录》属世子法。(《文王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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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09 此于《别录》属祭祀。(《郊特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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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11 此于《别录》属子法。(《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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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13 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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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15 此于《别录》属《乐记》。(《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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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17 此于《别录》属丧服之礼。(《奔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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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19 此于《别录》属吉礼。(《投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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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21 此于《别录》属吉事。(《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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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23 这些都是刘向《别录》对括弧中相应各篇所作的判语,虽然判断的详细理由我们无法知道,但综览《礼记目录》,可知刘向把《礼记》四十九篇分为九类:通论、祭祀、制度、世子法、子法、吉事、吉礼、丧服、丧服之礼。其中,属“通论”十六篇,“丧服”十篇,“制度”和“吉事”各六篇,“祭祀”四篇,余者各一篇。需辨析的是,由《汉书·艺文志》可知,《明堂阴阳记》、《明堂阴阳》、《乐记》都是独立于五十六卷《礼古经》和一百三十一篇《记》之外的。(180)刘向在《别录》中把它们单列出来,是因为它们有别于当时已经成册的“经”和“记”,其来源与严格意义上的“礼”是不同的。因为,在先秦总是礼乐并举,而阴阳之类,与礼的差别更大。由此可见,刘向《别录》中所体现出的“史”的意识是明确的。至于他以九类来分判《礼记》,由于《礼记》内容本身繁富而驳杂,这使得其分类在严格的意义上显得并不准确,如《曲礼》多有繁富礼仪和立身处世的态度,是难以归于“制度”的。不过,从上举的九类名称看,有些归纳判断是明显合理的,如《礼运》、《学记》、《中庸》、《大学》归于“通论”,《王制》、《礼器》归于“制度”,《郊特牲》归于“祭祀”,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刘向的这些分类,在礼的性质上,他遵从传统意义上的礼有五类的看法,故有吉凶判断;在文本的意义上,他对繁杂的《礼记》进行甄别,故有通论类的判断;在论述对象的意义上,他分别了礼与事的差异,故有吉礼和吉事的区别判断。而在这些意义上,从经学的角度看,刘向的分类不仅有助于对“经”的理解和传授,还启示出《礼记》本身就是一个繁杂的知识和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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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25 由于史料阙如,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刘向对大戴礼的态度。但从以上分析来看,刘向对《仪礼》和《礼记》的校正,显现出他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政治、教育等意识,其对礼学著作的编校努力,事实上奠定了礼学文本框架的基础。否则,郑玄注礼也不会如此注重刘向的诸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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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27 最后来看《春秋》。先看《新序》和《说苑》中引《春秋》的情况。按徐复观的研究,两书引用春秋时代的故事,多出《左传》,但很少用“春秋”之名或“传曰”引出,这应该与当时《左传》未立于学官,他于秘中校书时另见《左传》有关。(181)而明确以“春秋”名而引的,《新序》有七,《说苑》有二十四。《新序》用《穀梁》之文、义多于《公羊》,《说苑》用《公羊》则多于《穀梁》。这种以“春秋”名出引而其实杂用《公羊》、《穀梁》的情形,正是与这两者在当时都立于学官,其义大行于世有关。(182)所要注意的是,刘向的祖上以《诗》学和黄老术名世,刘向自己则是由诗赋转向《穀梁》学,进而博通《易》学、《尚书》学、礼学等。以其青年时曾专研《穀梁》学五年并参与石渠阁论议的经历来看,其晚年编撰的《新序》、《说苑》却博采《春秋》三传,没有明显的师法家学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的转向,体现了刘向具有一种思想和学术的双重宽容精神。这种精神对东汉许多大儒如贾逵、郑玄等或许都潜在地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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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29 另外,刘向对《易》学也有精深的研究,其上疏中频繁征引《周易》来议政,《说苑》也有所引,可为明证。(183)《新序》和《说苑》对《论语》也有许多征引和阐说,加上他曾编撰《战国策》,校理《管子》、《晏子春秋》等,可见刘向学问是何等渊博。限于篇幅,此处存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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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31 二、灾异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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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33 西汉时期的阴阳和五行思想,总与帝国的社会和政治密切相关。对此,如前文所析,董仲舒、京房等均有专门的阐论。刘向、刘歆父子作为宗室之后,他们对汉帝国的命运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其理论的建构,比之前人,也有更多的不同。《汉书·五行志》较为详细地选录了西汉的阴阳、五行思想材料,对刘氏父子有关洪范五行的论说,录存尤多。据史家白寿彝研究,《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与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与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五行志》同时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但其观点与其父有很多不同。(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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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35 据我们对照《汉书》卷三六《刘向传》中刘向上疏所论的阴阳灾异事,与卷二十七《五行志》所录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等材料,刘向疏中所论,于《五行志》中几乎都有记载(参本节脚注)。故《刘向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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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37 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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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39 据此可知,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是有明确主旨的,即把阴阳灾异理论与西汉的社会政治联系起来阐发。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古今之事有相类处,故他对春秋灾异与汉时灾异,也颇有推类性的思考。基于此,刘向在永光元年(前43)的上疏中,表达了他对帝国社会政治的忧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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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41 夫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颂,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异,无孔子之救,犹不能解纷,况甚于《春秋》乎?(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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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43 这样的思考路向,在《五行志》的记载中颇多。且举二组例证,以说明刘向的阴阳灾异观。先看关于鸟的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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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45 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雊鹆来巢”。……刘向以为,有蜚有蜮不言来者,气所生,所谓眚也。雊鹆言来者,气所致,所谓祥也。雊鹆,夷狄穴藏之禽,来至中国,不穴而巢,阴居阳位,象季氏将逐昭公,去宫室而居外野也。雊鹆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为主急之应也。天戒若曰:既失众,不可急暴;急暴,阴将持节阳以逐尔,去宫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举兵围季氏,为季氏所败,出奔于齐,遂死于外野。(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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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247 昭帝时有鹈鹕或曰秃鹙,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杀之。刘向以为,水鸟色青,青祥也。时,王驰骋无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故青祥见也。野鸟入处,宫室将空。王不悟,卒以亡。(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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