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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野外，是臣逐君；宣帝取代昌邑王，是外藩入继。二事性质不同，不可视为同类。但刘向注重的是这两件事：昭公时“夷狄穴藏之禽，来至中国，不穴而巢”与昭帝时“野鸟入处”，它们都预示由祥转灾，但昭公和昌邑王却都没能明晓它们蕴含的阴阳灾异之理。(189)昭公仓促攻打季氏，与昌邑王登位后过度淫乐，二者都有“急暴”的致命弱点。其结果是二者都“亡”了。刘向如此说灾异，正是要劝诫君主应该从各种灾异中自省，应有理有度地行使君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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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树木的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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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实”。刘向以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当剥落，今反华实，近草妖也。先华而后实，不书华，举重者也。阴成阳事，象臣颛君作威福。(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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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济南东平陵王伯墓门梓柱卒生枝叶，上出屋。刘向以为王氏贵盛，将代汉家之象也。(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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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僭君权是刘向疏中一直论说的问题，也是他从春秋灾异事中总结出来的。僖公三十三年的冬天，李和梅结果子，被《春秋》记载，以示“阴成阳事”，说明臣僭君权而作威作福。这种“草妖”之异，在元帝初元四年（前44）也有出现，故刘向认为元帝皇后曾祖父墓门柱子上生出枝叶，也是“阴成阳事”，显示的是“王氏贵盛”，是“下失臣道”的显现。(192)故刘向在上疏中说：“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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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刘向如此以阴阳灾异来解释古今的社会政治，尤其是针对君主的操守、修养、能力等问题，是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原因的。一方面，阴阳灾异说是武帝之后开始兴起的《春秋》公羊学的主要理论之一，并且公羊学也被立于博士学官，可谓当时的“显学”。而以此说理论事，既能为人所理解，又不会触犯多少皇家的忌讳。另一方面，自武帝以后，西汉帝国的政治权力尤其是最高行政权力发生了变化，武帝对丞相职权的侵夺，宣帝对大臣的苛察，使得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外朝”大臣少了很多议政的空间，而在“内朝”（“中朝”）官员及其权力范围增扩的背景下，原先在帝国政治中起中流砥柱作用的那些外朝士大夫，不仅权责被削弱，其经世致用的理想也遭受挫折。(194)故对儒者而言，必须有新的方法和途径来实现自己“修身—治国”的抱负。在经历了宣帝的中兴，元帝的尊儒之后，不意宦官和外戚又渐渐侵夺外朝大臣。在此背景下，历经宣、元、成三朝的宗室大儒刘向，几经挫折，不得大用，他便自觉地开始以阴阳灾异和五行理论来议政（参见上引刘向上疏之文）。甚至，以这种理论形态议政，还隐含着刘向自我保护的意图。(195)对于其中的深层原因，钱穆所论颇为中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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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通经本以致用，所谓“以儒术缘饰吏治”，而其议论则率本于阴阳及《春秋》。阴阳据天意，《春秋》本人事，一尊天以争，一引古以争。非此不足以折服人主而申其说，非此不足以居高位而自安。(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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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行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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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宗室之后的刘向而言，期望刘氏政权平稳地发展，固然是其心中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对于博通五经的儒者刘向而言，从儒家传统思想和历史经验中寻求救世的良方，未尝不是其作《洪范五行传论》的内在原因。下面，我们来看刘向等人是如何展开对传统五行思想的新阐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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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刘向秉承了董仲舒等汉儒提倡的五行顺次（木火土金水），不以《洪范》中的水火木金土顺次来说阴阳灾异。而前者正是汉后五行说中的五行相生次序。按此次序，《五行志》分列其说。现摘录其说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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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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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以妻，则火不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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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传曰：“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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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传曰：“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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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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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这里“传”所指向的主题是：君主作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其行为实际上也是朝廷（国家）的行为，其行恶，国家和臣民都跟着遭殃。也就是说，君主如果不遵行五行的德性，则每犯一“行”，其对国家、社会、制度、百姓都会带来相应的危害。或者说，君主缺乏任何一“德”之行，其恶行即会通过相应的现象彰显出来。很显然，与董仲舒把五行的权责和德性意义与司农（木）、司马（火）、君之官（土）、司徒（金）、司寇（水）相比附不同，(198)这里把所有的五行之德都指向君主与朝廷的行为，其潜在要求是，君主的行为必须具备五行之德，否则，总有某类恶行发生。在这种带有极度理想化的阐释大纲下，按上列顺序，《五行志》的每“传”之下，都有“说”，“说”后再例举春秋和汉代灾异事例，所引诸家中，多以“董仲舒、刘向以为”为先，再举他人的说法。下面，参照班固明确标有“董仲舒、刘向以为”或“刘向以为”的例证，顺次对各“说”略作述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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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木，“说”者以为，木配东方，木“行”对于“王事”而言，要求君主必须“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田狩有三驱之制，饮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否则，即有“传”中所列的各种恶行。(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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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火，“说”者以为，火配南方，火“行”对于“王者”而言，“南面乡明而治”，君主必须“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嫡庶”。(200)不然就会犯“传”中所说的恶行，且宗庙宫廷都会遭遇火灾。在此“说”下，班固选录的灾异事例有三十一条之多。(201)这与所谓的“汉为火德”有密切关系。见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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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说”者以为，土居中央而生万物。土“行”对于王者而言，“为内事，宫室、夫妇、亲属，亦相生者也。”(202)君主在宫庙、后宫、九族之类问题上，必须遵循尊卑亲疏之制。逾制的话，就会劳命伤财，“稼穑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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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说”者认为，金配西方，预示“杀气之始”（即代表秋季）。它对于王者而言，是“出军行师，把旄杖钺，誓士众，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乱也”。(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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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说”者以为，水配北方，代表冬，藏万物。它对于“人道”而言，要“为之宗庙以收魂气，春秋祭祀，以终孝道”。而对于王者而言，则必须郊祀、祈神，这是“顺事阴气，和神人也”。否则，臣失其道，民遭饥馑。(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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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种以中央四方来配木（东）、火（南）、土（中央）、金（西）、水（北）五行的做法，是汉代有关五行思想的常识，也是先秦以五色、五音、五方等物类以“五”配五行的古老传统的延续和变通。(205)虽然其“传”和“说”的重点发生了转向，把论说的矛头都指向了君主，但它们都没有明确说明五行之间的关系。而正是在五行之间的关系上，刘向等人又对古老的相生相克说进行了转向性阐释。这就是《洪范五行传（论）》思想的第二大特色：在改变五行次序之外，又以《尚书》中的貌、言、视、听、思“五事”与五行匹配进行论说。(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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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文有关五行顺次的“传”“说”等思想的锋芒针对君主相类，有关“五事”的“传”“说”等思想也是针对君主。但二者之间有重大差别，前者注重的是君主的施政行为，后者注重的是君主的内在素养。且看《五行志》所载的“五事”之“传”，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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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痾，时则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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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痾，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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