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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灾异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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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的阴阳和五行思想，总与帝国的社会和政治密切相关。对此，如前文所析，董仲舒、京房等均有专门的阐论。刘向、刘歆父子作为宗室之后，他们对汉帝国的命运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其理论的建构，比之前人，也有更多的不同。《汉书·五行志》较为详细地选录了西汉的阴阳、五行思想材料，对刘氏父子有关洪范五行的论说，录存尤多。据史家白寿彝研究，《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与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与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五行志》同时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但其观点与其父有很多不同。(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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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对照《汉书》卷三六《刘向传》中刘向上疏所论的阴阳灾异事，与卷二十七《五行志》所录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等材料，刘向疏中所论，于《五行志》中几乎都有记载（参本节脚注）。故《刘向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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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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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知，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是有明确主旨的，即把阴阳灾异理论与西汉的社会政治联系起来阐发。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古今之事有相类处，故他对春秋灾异与汉时灾异，也颇有推类性的思考。基于此，刘向在永光元年（前43）的上疏中，表达了他对帝国社会政治的忧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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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颂，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异，无孔子之救，犹不能解纷，况甚于《春秋》乎？(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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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思考路向，在《五行志》的记载中颇多。且举二组例证，以说明刘向的阴阳灾异观。先看关于鸟的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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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雊鹆来巢”。……刘向以为，有蜚有蜮不言来者，气所生，所谓眚也。雊鹆言来者，气所致，所谓祥也。雊鹆，夷狄穴藏之禽，来至中国，不穴而巢，阴居阳位，象季氏将逐昭公，去宫室而居外野也。雊鹆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为主急之应也。天戒若曰：既失众，不可急暴；急暴，阴将持节阳以逐尔，去宫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举兵围季氏，为季氏所败，出奔于齐，遂死于外野。(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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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帝时有鹈鹕或曰秃鹙，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杀之。刘向以为，水鸟色青，青祥也。时，王驰骋无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故青祥见也。野鸟入处，宫室将空。王不悟，卒以亡。(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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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野外，是臣逐君；宣帝取代昌邑王，是外藩入继。二事性质不同，不可视为同类。但刘向注重的是这两件事：昭公时“夷狄穴藏之禽，来至中国，不穴而巢”与昭帝时“野鸟入处”，它们都预示由祥转灾，但昭公和昌邑王却都没能明晓它们蕴含的阴阳灾异之理。(189)昭公仓促攻打季氏，与昌邑王登位后过度淫乐，二者都有“急暴”的致命弱点。其结果是二者都“亡”了。刘向如此说灾异，正是要劝诫君主应该从各种灾异中自省，应有理有度地行使君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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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树木的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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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实”。刘向以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当剥落，今反华实，近草妖也。先华而后实，不书华，举重者也。阴成阳事，象臣颛君作威福。(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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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济南东平陵王伯墓门梓柱卒生枝叶，上出屋。刘向以为王氏贵盛，将代汉家之象也。(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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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僭君权是刘向疏中一直论说的问题，也是他从春秋灾异事中总结出来的。僖公三十三年的冬天，李和梅结果子，被《春秋》记载，以示“阴成阳事”，说明臣僭君权而作威作福。这种“草妖”之异，在元帝初元四年（前44）也有出现，故刘向认为元帝皇后曾祖父墓门柱子上生出枝叶，也是“阴成阳事”，显示的是“王氏贵盛”，是“下失臣道”的显现。(192)故刘向在上疏中说：“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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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刘向如此以阴阳灾异来解释古今的社会政治，尤其是针对君主的操守、修养、能力等问题，是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原因的。一方面，阴阳灾异说是武帝之后开始兴起的《春秋》公羊学的主要理论之一，并且公羊学也被立于博士学官，可谓当时的“显学”。而以此说理论事，既能为人所理解，又不会触犯多少皇家的忌讳。另一方面，自武帝以后，西汉帝国的政治权力尤其是最高行政权力发生了变化，武帝对丞相职权的侵夺，宣帝对大臣的苛察，使得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外朝”大臣少了很多议政的空间，而在“内朝”（“中朝”）官员及其权力范围增扩的背景下，原先在帝国政治中起中流砥柱作用的那些外朝士大夫，不仅权责被削弱，其经世致用的理想也遭受挫折。(194)故对儒者而言，必须有新的方法和途径来实现自己“修身—治国”的抱负。在经历了宣帝的中兴，元帝的尊儒之后，不意宦官和外戚又渐渐侵夺外朝大臣。在此背景下，历经宣、元、成三朝的宗室大儒刘向，几经挫折，不得大用，他便自觉地开始以阴阳灾异和五行理论来议政（参见上引刘向上疏之文）。甚至，以这种理论形态议政，还隐含着刘向自我保护的意图。(195)对于其中的深层原因，钱穆所论颇为中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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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通经本以致用，所谓“以儒术缘饰吏治”，而其议论则率本于阴阳及《春秋》。阴阳据天意，《春秋》本人事，一尊天以争，一引古以争。非此不足以折服人主而申其说，非此不足以居高位而自安。(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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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行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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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宗室之后的刘向而言，期望刘氏政权平稳地发展，固然是其心中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对于博通五经的儒者刘向而言，从儒家传统思想和历史经验中寻求救世的良方，未尝不是其作《洪范五行传论》的内在原因。下面，我们来看刘向等人是如何展开对传统五行思想的新阐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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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刘向秉承了董仲舒等汉儒提倡的五行顺次（木火土金水），不以《洪范》中的水火木金土顺次来说阴阳灾异。而前者正是汉后五行说中的五行相生次序。按此次序，《五行志》分列其说。现摘录其说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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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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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以妻，则火不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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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传曰：“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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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传曰：“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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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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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这里“传”所指向的主题是：君主作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其行为实际上也是朝廷（国家）的行为，其行恶，国家和臣民都跟着遭殃。也就是说，君主如果不遵行五行的德性，则每犯一“行”，其对国家、社会、制度、百姓都会带来相应的危害。或者说，君主缺乏任何一“德”之行，其恶行即会通过相应的现象彰显出来。很显然，与董仲舒把五行的权责和德性意义与司农（木）、司马（火）、君之官（土）、司徒（金）、司寇（水）相比附不同，(198)这里把所有的五行之德都指向君主与朝廷的行为，其潜在要求是，君主的行为必须具备五行之德，否则，总有某类恶行发生。在这种带有极度理想化的阐释大纲下，按上列顺序，《五行志》的每“传”之下，都有“说”，“说”后再例举春秋和汉代灾异事例，所引诸家中，多以“董仲舒、刘向以为”为先，再举他人的说法。下面，参照班固明确标有“董仲舒、刘向以为”或“刘向以为”的例证，顺次对各“说”略作述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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