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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当我们把刘向置于整个中国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情境中审视时，刘向的撰述和思想所显现出的意义，不仅事关中国古代学术系统的建立，也或隐或显地对经学、史学、政治等发生了重大影响。就其对古代学术系统的建立而言，他与幼子刘歆所共同开创的知识和思想的分类法（如《别录》、《七略》），不仅明晰了“经”学与“子”学的关系，对后来的四部分类法也有启示之功；(238)就经学而言，他对《尚书》学、礼学、《春秋》学文本和理论的校正辨析，他所编撰的《新序》、《说苑》等，都为东汉经学的“极盛”和今古文经学的合流，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资源，更启示了后世的经学阐释——不拘师法和家法的重要性；就史学而言，他把中国上古的帝系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对待，体现出强烈的“史识”特征；就其对政治的影响而言，其五德帝系系统建立后，基于此而生发出的历史和政治上的“正统”论，就一直伴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帝王继废和朝代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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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的历史中，常以“博通”赞誉儒者学问、思想和人生的三合一境界。以汉代儒学发展而言，从如今可见的材料看，刘向是西汉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博通”大儒。以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看，刘向与郑玄，以“博通”观之，可谓双星耀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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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0—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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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耕望先生通过比较秦汉时期郎官性质的差异，认为西汉末前的吏郎之进大多是因家世荫功，而后吏郎之进则多因孝廉和明经，据此他进一步推断差异产生的关键是武帝时期所创的孝廉和博士弟子射策为郎制度。参见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一文，载《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下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283—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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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鲁惟一等《剑桥秦汉史》，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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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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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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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夏侯胜忤逆宣帝尊赞武帝的诏书，被斥为“大不敬”而下狱。夏侯胜只顾按照基于经的“道义”提出反对意见，而忽视了宣帝特殊的身世和即位时的险境，终被宣帝罢斥。事见《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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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史记》卷二三《礼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1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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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38页。颜师古注“病已”曰：“盖以夙遭屯难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后以为鄙，更改讳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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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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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见《汉书》卷八《宣帝纪》、卷六八《霍光金日磾传》、卷七四《魏相邴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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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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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53—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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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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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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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此类，皆参《汉书》各帝纪，文多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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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汉书》卷八一《匡衡传》，第3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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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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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刘泽华主编：《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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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荀子·儒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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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此语为司马迁所引孔子之言，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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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9—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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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50—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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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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