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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〇四六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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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十三经注疏》（上册），一〇七九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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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〇八七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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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十三经注疏》（上册），一〇九六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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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一二八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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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既夕礼》为《士丧礼》下篇，其大致内容参见郑玄《目录》注，《十三经注疏》（上册），皆第一一四六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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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一六七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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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一七八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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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一九六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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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郑玄《目录》注“有司彻”篇目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傧尸于堂之礼。祭毕，礼尸于室中。天子、诸侯之祭，明日而绎。有司彻于五礼属吉。”而所谓“有司彻”，郑玄注曰：“彻室中之馈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宾尸，礼崇也。宾尸则不设馔西北隅，以此荐俎之陈有祭象，而亦足以厌饫神。天子诸侯，明日祭于祊而绎。”《十三经注疏》（上册），皆第一二〇六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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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参见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0—162页。而参之《汉书·艺文志》所载（见前文注引），《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是说“古明堂之遗事”，《明堂阴阳记》五篇显然是对那些“遗事”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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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左传》是否为刘歆伪作，以前一直为中国典籍史上的公案。本书认可钱穆之说，即《左传》原初有本，非刘氏伪撰。钱氏针对二十世纪初的疑古思想（疑刘氏伪作《左传》是其重要论证内容），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举二十八点论证刘氏父子未尝作伪，《周礼》与《左传》亦为刘氏之前即有。此谱关于《左传》的辨析，参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51页，60页，77—80页，87页，97页，108页，123—126页，152页，等等。其证颇精，文多不引，可详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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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徐氏对二书征引的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辨析，此处仅综合其结论性说法。详参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49—53页。另外，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针对刘向上疏用穀梁义也作了辨析，认为“后人必谓汉儒经学守家法不相同，其实非也”。参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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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参见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317—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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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此为白寿彝在《刘向与班固》一文所言，文载白氏著《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第108—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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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汉书》，第1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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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汉书》卷三六《刘向传》，第19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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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第1414—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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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第1416页。附带说明的是，《五行志》用《春秋》三传事，以《公羊》为主，且不注明出自《公羊》，《左传》次之，《穀梁》最少，二者均注明出处。由于《公羊》、《穀梁》属今文，《左传》属“古学”，则《五行志》的这种撰录情形说明：班固所处的时代是今古文学交汇的时代。此见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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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关于此类事的思考，刘向在元延元年（前12）上疏中说得更为明晰。他说：“观秦、汉之易世，览惠、昭之无后，察昌邑之不终，视孝宣之绍起，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变，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复风之报。神明之应，应若景响，世所同闻也。”《汉书·刘向传》，第19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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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第1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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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第1412—1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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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不过，颇为吊诡的是，王莽却把这视为自己代汉的象征。《汉书》卷二七中之下随后即对墓门柱生枝叶的情形记载说：“后王莽篡位，自说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岁也，当汉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兴于高祖考之门。门为开通，梓犹子也，言王氏当有贤子开通祖统，起于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汉书》，第1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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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汉书》卷三六《刘向传》，第1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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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劳榦认为，“汉代的政治是以武帝为转折点，内朝外朝的分别便是在武帝时代形成的。”有关西汉时期的内朝、外朝问题，参见劳榦《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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