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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至今尚为民间占筮所必习的《火珠林》，其主要内容即是从京氏《易》而来，故张行成的《元包总义》说：“卦气图之用，出于孟喜章句；《火珠林》之用，祖于京房。”见郭彧：《京氏易源流》，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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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关于刘向生卒年月，本书从钱穆说。钱氏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考证精审。谱载钱氏《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79页。徐兴无《刘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附录三”有《刘向生卒年考异》一文（见该书第484—511页），虽认同钱氏说，但对刘歆为“中垒校尉”等事有异于钱氏的考辨，可详参。有关刘向父子生平事，本书多参钱、徐之著，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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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皆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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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参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刘歆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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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以上皆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下引此卷有关刘氏父子内容，各以此卷所附之《刘向传》、《刘歆传》而直接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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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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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参看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57—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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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汉书》，第19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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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另外，徐氏还说明《说苑》中引《诗》与《毛诗传》有不少相近处，认为刘向在引《诗》上“不感到他家传的《鲁诗》和他大量采用的《韩诗》，有什么门户”。此类详细情形，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4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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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其引《诗》详见《汉书》第1932—19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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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值得注意的是，此《疏》的最后一句竟然是“不宜宣泄”，可见当时政治形势的紧张，以及刘向对元帝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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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汉书》，第1706—17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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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清末今文经学复兴，其后则疑古思潮泛滥，学者多疑刘歆伪撰不少书，其连带结果是，疑子累及其父，以致怀疑刘向没有独立编撰《新序》和《说苑》，以及他对“古学”复兴的贡献。此见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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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刘起釪先生说：“自汉至清的十六部正统史书全都有《五行志》（其中唯《魏书》称《灵征志》，《清史稿》称《灾异志》），都是先引《洪范》及《五行传》的一段文字，然后跟着记录灾异，论断史事。”见《尚书研究要论》，齐鲁书社，2007年，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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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汉书》卷二七《五行志》共分五篇，是汉书中分篇最多的。之所以分为五，大概是要与“五行”之五相匹。其选录汉代有关阴阳、五行的诸家之说，以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刘向、刘歆为多，其中又以刘向为最多，余者如眭孟、夏侯胜、谷永、李寻等人之说，取之较略。其选录述说序次，多以“董仲舒、刘向以为”为先，二者有别，则先董后刘，而后再述他人之说。详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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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虽然古文《尚书》最初是由孔安国献书而成为潜在的经学问题，但因为他献书后，即“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故古文《尚书》作为经学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始自刘向的校书，显于刘歆的争立学官。此见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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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有关三礼的源流，两汉书所载颇略，《汉书·艺文志》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后氏、戴氏。《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王史氏》二十一篇。……《明堂阴阳说》五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第1709—1710页）这是说《礼》之为经，汉代最初比较完整的书册是在鲁淹中（“里”名），有五十六卷，而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的《士礼》相似，而说《经》的《记》有一百三十一篇，为孔门弟子所记。对于这些《经》和《记》的流传，参见《隋书》卷三二《经籍志》第925—9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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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郑玄注曰：“童子任职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则是仕于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积。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为士。冠礼于五礼属嘉礼。”见《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刻本，1980年，第九四五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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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九四五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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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贾氏进一步为刘向的篇次论证说：“《仪礼》见其行事之法，贱者为先，故以《士冠》为先。无大夫冠礼，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礼》亦士为先，大夫次之，诸侯次之，天子为后。诸侯乡饮酒为先，天子乡饮酒次之。乡射、燕礼已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见》为先后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强而仕，即有挚见乡大夫、见己君及见来朝诸侯之等，又为乡大夫、州长行乡饮酒、乡射之事已下，先吉后凶，尽则行祭祀、吉礼。次叙之法，其义可知。”《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九四五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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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九七五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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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九八〇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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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九九三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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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〇一四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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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〇二七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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