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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10 再参以下文表十中的“七纬”篇目中多有“图”(如《坤灵图》、《保乾图》、《演孔图》之类),《纬书集成》所集其他纬书之目中也多有“图”(如《孝经内事图》、《孝经雌雄图》之类),则说明“纬”亦有图。王利器先生有专文《谶纬书有图》论谶纬与图的关系,其结论是:“谶纬之有图,无容置疑矣。”(8)因此,谶的最初出现和传播,必赖图符之类,纬书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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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12 至于谶如何与纬关联而连称为谶纬,谶纬又如何与经有密切关系,历来说法不一。(9)《四库总目提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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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14 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诸孔子。其它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然班固称:“圣人作经,贤者纬之。”杨侃称:“纬书之类,谓之秘经。图谶之类,谓之内学。河洛之书,谓之灵篇。”胡应麟亦谓:“谶纬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则纬与谶别,前人固已分析之。后人连类而讥,非其实也。右《乾凿度》等七书,皆《易纬》之文,与图谶之荧惑民志、悖理伤教者不同。以其无可附丽,故著录于《易》类之末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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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16 在四库馆臣看来,谶的特点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立言于前,有征于后”(11);纬的特点是“经之支流,衍及旁义”。他们基于经学立场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等视为与纬书相类,是就其发挥《尚书》、《春秋》之“经”的微言大义而言,这种理解正与汉人关于“经”、“纬”关系的蕴含相符。与四库馆臣“谶自谶,纬自纬”二者异类的看法不同,不少研究者认为谶、纬异名而同实,如陈槃、王利器、钟肇鹏、王轶、徐兴无等,他们持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汉人之书中多有“经谶”称谓,如张衡反对图谶的上疏中有“《春秋谶》”、“《诗谶》”之类。(12)我们认为,这些称谓只是古人述说的方便,并不意味着谶与纬的内容是相同的。正如张衡所言:“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13)而所谓“谶书”即是“谶记”。考诸史籍,“谶记”的内容和形式或可见得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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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18 (西门)君惠好天文谶记,为(王)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引注:指刘歆)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语大司马董忠,数俱至国师殿中庐道语星宿,国师不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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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20 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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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22 (公孙)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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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24 稍作说明的是,“刘”的繁体为“劉”,故第二、三段中的“卯金”即指“劉”字的左部,意谓刘氏。虽然如今《录运法》、《括地象》属《河图》纬,《援神契》属《孝经》纬,但这些只是后人编纂的结果,我们无法确证此类纬书中无“谶”,甚至,这些纬书本身就是古人杂“谶”于“纬”的辑佚编纂结果。从上引“谶记”内容看,每条谶记都与皇权的命运转换相关。也就是说,这些“谶记”都是有关帝运的预言,即“灵祇告征祥之应,谶记表帝者之符”。(17)基于此,我们大致可以推说,与《易纬》、《孝经纬》等“纬”类篇章申发乃至神化“经”义主旨不同,“谶记”之类大概与未知的人世命运的好坏转换之类主题相关。也正因为此,阮元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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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26 七纬之外,复有候有图,最下而及于谶,而经训逾漓,不知纬自为纬,谶自为谶,不得以谶病纬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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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28 最后稍作申述的是,据姜忠奎考论,现今我们所说的“纬”,是谶、符、图、候、簶五者的混合体。(19)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我们不能因为汉后谶纬连称就简单地认为二者异名同实。反以思之,姜氏的考论,正好证明“谶”及其他四者最初是有其独立内容和样式的,如吕思勉考论说,哀、平之后的“图谶”主要有“附会字形”和“曲解文义”两种形式,而“谶文之体,盖放古之谣辞为之”。(20)参看今存所谓的“纬书”,许多篇章尤其是《易纬》和《孝经纬》的文本样式和内容与“谶文”都是迥然不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今见的纬书中也有许多谶文。不过,我们同样也不能因为今存的纬书中有大量谶文,即认为谶、纬异名同实。不少研究者主张谶、纬异名同实,可能犯了思路上的“倒果为因”的错误。自唐初李贤注《后汉书·樊英传》详载“七纬”名录后,诸多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认同所谓“七纬”之书的内容与“纬”之名的内涵是相符的。但可能的事实是,那时所谓的“七纬”之书,事实上已经是经由编纂的结果了,更不用说唐后“纬书”大多都是辑佚编纂而成。东汉的桓谭和张衡在反对“图谶”时都指出时人“争学图纬”,而他们又有“增益图书,矫称谶记”的毛病。尹敏在应对光武帝的责询时,即以“君无口,为汉辅”的自造之言,来讽刺这种“增益图书”的随意性。再参照众所周知的王肃和梅赜的作伪事件,其或有意或无意的参杂作伪之法,即是晋世的“增益图书”。故汉末的荀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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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30 世称纬书,仲尼之作也。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辨之,盖发其伪也。有起于中兴之前,终、张之徒之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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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32 或曰:“杂。”曰:“以己杂仲尼乎?以仲尼杂己乎?若彼者,以仲尼杂己而已。然则可谓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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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34 或曰:“燔诸?”曰:“仲尼之作则否,有取焉则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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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36 荀悦认为“谶”是“以自然验于不然”的诡秘之术,(22)而关于纬书的源起,是汉人“以仲尼杂己”,而非孔子原作。关于这点,其叔父荀爽已经辨明了。不过,荀悦继而非常中肯地认为,不是孔子之作也没关系,只要其说有道理有意义,其书有益于人世,就不应该因为不是圣人之作而烧毁掉。大概是后人具备了如荀悦一样的意识,谶纬之书才能流传下来,但这并不能成为对“图书”随意增损的理由。从学理上看,王、梅的伪造经传,可能即是汉人以纬说经、以谶乱纬之方的变异和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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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38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现存的谶纬之书,可能是自汉人就开始的谶纬参杂的结果。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人以纬辅经,引谶说经说纬,三者就更杂而难分了。加上自晋武帝司马炎即开始的禁绝“图谶”的做法,“图谶”的存续,不得不依附于其他载体。也就是说,自晋而后,由于政治上对“图谶”的一贯禁绝态度,“谶”必杂于“经”、“纬”之类,才有隐存下来的可能。遗憾的是,“经”有定本,自可明晰分辨出来,而今见的谶纬篇章,由于上述的参杂原因,何者为谶何者为纬,实已难辨。这也是下文第二节中我们按照习惯以“纬书”作为谶纬之书总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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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40 二、“图谶”在两汉之际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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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42 谶纬兴起于西汉的哀、平之际,几乎已成共识。其最有力的证据是张衡的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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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44 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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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46 严格说来,张衡说汉初无“谶”是不确切的,前引“亡秦者,胡也”为《淮南子》和《史记》所录,可为反证。另外,据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所编的《纬书集成》附录《历代史书和笔记中的谣谶》所辑,汉前“谣谶”即有十一条。(24)这说明“谶”在汉前即已有之,且颇有影响。不过,张衡注重的是谶与重大政事以及经学(“道术”)的关系,故他后面所举三例都与此二者相关。因此,当我们认可张衡所论的“图谶成于哀、平之际”,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说“图谶”与当时重大的社会政治发生了关联。而在两汉之际,这样的关联不仅更为紧密,“图谶”甚至成为当时文化和思想的主流形态之一,以致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某些方面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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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48 先看“图谶”在西汉末年社会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为了笼络士人,“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又“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其中即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25)这意味着平帝时“图谶”开始登堂入室,与经学等其他类型的思想文化具有同等政治和社会地位了。除此之外,前引西门君惠以“谶记”说易代问题,公孙述引“谶记”说天命变易,从另一层面证明“图谶”在西汉末对士人和地方豪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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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50 其次,“谶记”对帝国大事——“改元”也有直接影响。王莽居摄三年(8),他以谶书为由,开始自己的篡位活动。王莽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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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52 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前7)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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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54 甘、夏之事屡遭刘向父子反对,二者也都没得善终。(27)哀帝改元没过两个月就下诏说“贺良等反道惑众,下有司”,夏贺良等伏诛。(28)而王莽却以此为由,强行改元,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虽为悖谬,却也可看出他对“谶”事的重视。因为“谶记”的原因第三次改元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建国之时。严格说来,那不是改元,而是“建元”。建武元年(25)四月,刘秀以前在太学的“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29)刘秀因此而设坛场来祀祝。到了六月,刘秀即位,他在祝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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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56 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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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2958 在这样的欲推还就中,刘秀“建元为建武,大赦天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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