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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参以下文表十中的“七纬”篇目中多有“图”（如《坤灵图》、《保乾图》、《演孔图》之类），《纬书集成》所集其他纬书之目中也多有“图”（如《孝经内事图》、《孝经雌雄图》之类），则说明“纬”亦有图。王利器先生有专文《谶纬书有图》论谶纬与图的关系，其结论是：“谶纬之有图，无容置疑矣。”(8)因此，谶的最初出现和传播，必赖图符之类，纬书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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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谶如何与纬关联而连称为谶纬，谶纬又如何与经有密切关系，历来说法不一。(9)《四库总目提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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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诸孔子。其它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然班固称：“圣人作经，贤者纬之。”杨侃称：“纬书之类，谓之秘经。图谶之类，谓之内学。河洛之书，谓之灵篇。”胡应麟亦谓：“谶纬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则纬与谶别，前人固已分析之。后人连类而讥，非其实也。右《乾凿度》等七书，皆《易纬》之文，与图谶之荧惑民志、悖理伤教者不同。以其无可附丽，故著录于《易》类之末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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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库馆臣看来，谶的特点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立言于前，有征于后”(11)；纬的特点是“经之支流，衍及旁义”。他们基于经学立场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等视为与纬书相类，是就其发挥《尚书》、《春秋》之“经”的微言大义而言，这种理解正与汉人关于“经”、“纬”关系的蕴含相符。与四库馆臣“谶自谶，纬自纬”二者异类的看法不同，不少研究者认为谶、纬异名而同实，如陈槃、王利器、钟肇鹏、王轶、徐兴无等，他们持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汉人之书中多有“经谶”称谓，如张衡反对图谶的上疏中有“《春秋谶》”、“《诗谶》”之类。(12)我们认为，这些称谓只是古人述说的方便，并不意味着谶与纬的内容是相同的。正如张衡所言：“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13)而所谓“谶书”即是“谶记”。考诸史籍，“谶记”的内容和形式或可见得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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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君惠好天文谶记，为（王）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引注：指刘歆）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语大司马董忠，数俱至国师殿中庐道语星宿，国师不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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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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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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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作说明的是，“刘”的繁体为“劉”，故第二、三段中的“卯金”即指“劉”字的左部，意谓刘氏。虽然如今《录运法》、《括地象》属《河图》纬，《援神契》属《孝经》纬，但这些只是后人编纂的结果，我们无法确证此类纬书中无“谶”，甚至，这些纬书本身就是古人杂“谶”于“纬”的辑佚编纂结果。从上引“谶记”内容看，每条谶记都与皇权的命运转换相关。也就是说，这些“谶记”都是有关帝运的预言，即“灵祇告征祥之应，谶记表帝者之符”。(17)基于此，我们大致可以推说，与《易纬》、《孝经纬》等“纬”类篇章申发乃至神化“经”义主旨不同，“谶记”之类大概与未知的人世命运的好坏转换之类主题相关。也正因为此，阮元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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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纬之外，复有候有图，最下而及于谶，而经训逾漓，不知纬自为纬，谶自为谶，不得以谶病纬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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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稍作申述的是，据姜忠奎考论，现今我们所说的“纬”，是谶、符、图、候、簶五者的混合体。(19)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我们不能因为汉后谶纬连称就简单地认为二者异名同实。反以思之，姜氏的考论，正好证明“谶”及其他四者最初是有其独立内容和样式的，如吕思勉考论说，哀、平之后的“图谶”主要有“附会字形”和“曲解文义”两种形式，而“谶文之体，盖放古之谣辞为之”。(20)参看今存所谓的“纬书”，许多篇章尤其是《易纬》和《孝经纬》的文本样式和内容与“谶文”都是迥然不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今见的纬书中也有许多谶文。不过，我们同样也不能因为今存的纬书中有大量谶文，即认为谶、纬异名同实。不少研究者主张谶、纬异名同实，可能犯了思路上的“倒果为因”的错误。自唐初李贤注《后汉书·樊英传》详载“七纬”名录后，诸多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认同所谓“七纬”之书的内容与“纬”之名的内涵是相符的。但可能的事实是，那时所谓的“七纬”之书，事实上已经是经由编纂的结果了，更不用说唐后“纬书”大多都是辑佚编纂而成。东汉的桓谭和张衡在反对“图谶”时都指出时人“争学图纬”，而他们又有“增益图书，矫称谶记”的毛病。尹敏在应对光武帝的责询时，即以“君无口，为汉辅”的自造之言，来讽刺这种“增益图书”的随意性。再参照众所周知的王肃和梅赜的作伪事件，其或有意或无意的参杂作伪之法，即是晋世的“增益图书”。故汉末的荀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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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称纬书，仲尼之作也。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辨之，盖发其伪也。有起于中兴之前，终、张之徒之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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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杂。”曰：“以己杂仲尼乎？以仲尼杂己乎？若彼者，以仲尼杂己而已。然则可谓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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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燔诸？”曰：“仲尼之作则否，有取焉则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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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认为“谶”是“以自然验于不然”的诡秘之术，(22)而关于纬书的源起，是汉人“以仲尼杂己”，而非孔子原作。关于这点，其叔父荀爽已经辨明了。不过，荀悦继而非常中肯地认为，不是孔子之作也没关系，只要其说有道理有意义，其书有益于人世，就不应该因为不是圣人之作而烧毁掉。大概是后人具备了如荀悦一样的意识，谶纬之书才能流传下来，但这并不能成为对“图书”随意增损的理由。从学理上看，王、梅的伪造经传，可能即是汉人以纬说经、以谶乱纬之方的变异和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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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现存的谶纬之书，可能是自汉人就开始的谶纬参杂的结果。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人以纬辅经，引谶说经说纬，三者就更杂而难分了。加上自晋武帝司马炎即开始的禁绝“图谶”的做法，“图谶”的存续，不得不依附于其他载体。也就是说，自晋而后，由于政治上对“图谶”的一贯禁绝态度，“谶”必杂于“经”、“纬”之类，才有隐存下来的可能。遗憾的是，“经”有定本，自可明晰分辨出来，而今见的谶纬篇章，由于上述的参杂原因，何者为谶何者为纬，实已难辨。这也是下文第二节中我们按照习惯以“纬书”作为谶纬之书总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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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谶”在两汉之际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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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纬兴起于西汉的哀、平之际，几乎已成共识。其最有力的证据是张衡的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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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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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张衡说汉初无“谶”是不确切的，前引“亡秦者，胡也”为《淮南子》和《史记》所录，可为反证。另外，据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所编的《纬书集成》附录《历代史书和笔记中的谣谶》所辑，汉前“谣谶”即有十一条。(24)这说明“谶”在汉前即已有之，且颇有影响。不过，张衡注重的是谶与重大政事以及经学（“道术”）的关系，故他后面所举三例都与此二者相关。因此，当我们认可张衡所论的“图谶成于哀、平之际”，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说“图谶”与当时重大的社会政治发生了关联。而在两汉之际，这样的关联不仅更为紧密，“图谶”甚至成为当时文化和思想的主流形态之一，以致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某些方面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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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图谶”在西汉末年社会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为了笼络士人，“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又“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其中即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25)这意味着平帝时“图谶”开始登堂入室，与经学等其他类型的思想文化具有同等政治和社会地位了。除此之外，前引西门君惠以“谶记”说易代问题，公孙述引“谶记”说天命变易，从另一层面证明“图谶”在西汉末对士人和地方豪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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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谶记”对帝国大事——“改元”也有直接影响。王莽居摄三年（8），他以谶书为由，开始自己的篡位活动。王莽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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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前7）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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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夏之事屡遭刘向父子反对，二者也都没得善终。(27)哀帝改元没过两个月就下诏说“贺良等反道惑众，下有司”，夏贺良等伏诛。(28)而王莽却以此为由，强行改元，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虽为悖谬，却也可看出他对“谶”事的重视。因为“谶记”的原因第三次改元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建国之时。严格说来，那不是改元，而是“建元”。建武元年（25）四月，刘秀以前在太学的“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29)刘秀因此而设坛场来祀祝。到了六月，刘秀即位，他在祝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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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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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欲推还就中，刘秀“建元为建武，大赦天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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