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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此表所列“七纬”篇目据《后汉书·方术传》中的《樊英传》注，余者主要依据《纬书集成》所载，参考今人研究，择善而从。2．“七纬”中尚有《易纬·乾坤凿度》、《易纬·乾元序制记》等篇章未入本表，盖因其为魏后人所伪纂；《尚书中候》虽为郑玄所注，但其本文仅《白虎通》中有一条疑似记载，后人虽有辑佚，然其内容难考，亦未入本表。此三篇为论者常引，故特此说明。3．《纬书集成》中尚辑载“七纬”诸多其他篇章，但因其辑佚之源过于复杂，难以定位其趣旨，亦不入本表。4．本表中的“解题”、“趣旨”栏下，有古说且合今见纬书内容者，以引号形式录入，余者或依古今研究成果择善综合而成，或据浏览《纬书集成》而有的己意而成（“趣旨”栏下多是），文繁不注。征引书目详见脚注。5．《纬书集成》尚有关于《论语》的“谶”、“纬”九篇，为后人托记，不入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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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中所示，所应注意的大略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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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纬书篇目多以三字命名，每“经”之“纬”中，都有一、二篇篇名或点明“经”之名本身所关涉的要义，如属《易纬》的《乾凿度》与《坤灵图》，这是因为乾坤之道为“易”之本；或点名“经”与其作者的关系，如《春秋纬》的《演孔图》，这是由于孔子作《春秋》；或拈出“经”中某一要义而放大，如《书纬》的《璇玑钤》，这是因为《尚书·尧典》中说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而璇玑为观天之器。凡此之类，可见纬篇之名的来由并非无根无源，相反，这些正说明了汉人对“经”进行全面理解的努力。至于为何以三字为名，王利器以为是受《庄子》篇目、楚语及楚地民间宗教的影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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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篇目之中多有合天地人三者关系之义，如《元命包》、《合诚图》、《括地象》之类；而其趣旨中，绝大多数是以天人相应或感应为基点。很显然，这是汉代思想中的主流之一——天人感应论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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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几乎“七纬”所有篇章的主旨都离不了灾异。汉代灾异理论，以《汉书·五行传》所载最为集中，其他如《公羊》学，孟、京的《易》学等，都以灾异作为阐发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汉人讲灾异的目的大多是为了论政，其灾异论是政治论的重要内容。因此，“七纬”篇章几乎都讲灾异，或可视为汉人政治论的异态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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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凡是今存材料内容稍多点的纬书，都会涉及天象问题。虽然有时这是为申发灾异服务，但正如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所强调的，谶纬文献尤其是《河图》、《洛书》类的篇章中有一半多的内容都讲天文，(52)这并非神秘迷信使然，而是当时人探究世界的努力使然，我们不能以现今的科学准则去苛责古人认知的努力，即便方向错了，但那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天文资料。在此意义上，纬书也有很高的科学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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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谶纬与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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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论，由于“纬”之名是相对于“经”而言，则“纬”之于经学的关系，即相当于《周易》之“经”与“十翼”的关系，前引姜忠奎之论即是以“翼”来说纬对经的功用的。这点已为常识，毋庸多论。不过，这些都是基于“经”与“纬”的相对性而论的。具体到谶纬与经学的关系，则是另一番情形。大致而言，这情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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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习和教育而言，东汉知识人“争学图纬”。由于光武帝树立了信谶用谶的典范，出于对祖宗之法的敬畏，后世的皇帝和臣子都难以打破这个藩篱，尤其对于臣子而言，他们大多数不得不屈从于现实中的皇权。故光武之后的臣子仍学“图谶”，(53)但不少学者也习“图纬”。这里就史籍中诸多记载，择要引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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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英（安帝初征为博士）：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学，以图纬教授。(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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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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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说（灵帝时人）：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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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之类，都说明“图纬”为东汉儒者所常习，甚至纬书与经学一起，成为“以夏变夷”的重要资源。东汉中后期的博通之士习纬、明纬和授纬，事实上决定了他们乃至其弟子在各自的经学活动中如注经解经等，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要运用到“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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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谶纬对经学文本的影响而言，史籍所载，以谶校经传或以谶杂经的活动在东汉屡见不鲜。如明帝（显宗）永平元年（58），樊鯈“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57)章帝（肃宗）元和二年（85）引《河图》、《春秋纬·保乾图》、《书纬·璇玑钤》、《书纬·帝命验》等论历法。(58)章和元年（87）令曹褒重定汉礼，曹褒“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59)汉时“经”之简定制为“二尺四寸”，(60)曹褒所为，其实已经把谶纬等同于“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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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纬书中的论说方式而言，除了预言性的谶记多用谣辞之体（见前论）外，纬书许多篇章都用了与经学相类的表述方式，如以音训，以义训之类。略举其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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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纬》：“甲者，押也，春则开也，冬则阖也。”又如：“旱者，捍也，毒捍忍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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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纬》：“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辅人。”(62)又如，“王者，往也，神所向往，人所归乐。”(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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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之类，在《春秋纬·说题辞》中有更多，不赘引。这类方式中，许多是过度发挥，乃至曲解文义，与古文家追求的“实事求是”有天壤之别。(64)不过，此类方式在纬书中也有很多颇有道理的论说，或是当时知识人的共识，或是谶纬作者自己的发挥。(65)文多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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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谶纬对经学家解经的影响而言，引纬解经（注经）是东汉今古文经学家共用的方式。如景鸾“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66)这是儒者引“纬”以入经说，托“纬”以发己意的明证。其他如大儒贾逵以“经”驳“谶”，尤其是何休、郑玄引“纬”注经之类，更是频繁。(67)而今见《易纬》之书，多有郑玄之注。凡此之类，都说明谶纬对经学家的影响已非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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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谶纬内容与“经”本身而言，谶纬对“经”的纲目性解说与经学家的解释差异颇大。《春秋纬·说题辞》以及其他纬书篇章对五经、《孝经》都有简明解说，兹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