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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六经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开辟,皆有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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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宝书,九月经立。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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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易者气之节,含精宣律历,《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象》出期节,《彖》言变化,《系》设类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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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推期运,明受命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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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故诗之为言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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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礼者,体也。人情有哀乐,五行有兴灭,故立乡饮之礼,终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体,王者行礼,得天中和。(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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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孝经》者,篇题就号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书名出义,见道日著,一字苞十八章,为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题符篇冠就。(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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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汉时无经,故这里只有五经和《孝经》。如果把其他纬书中关于“六经”总义的论说联系起来看,可知纬书作者对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作了衍说,如“受命”、“不能改一字”之类,这些与纬书神化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对《周易》则以“气”论,并以律历进行衍说,这与整个《易纬》对《周易》的发挥是相通的;论《尚书》注重“期运”和“受命”,并以之为“上帝之书”,这与纬书的帝系系统相关;(70)对《诗经》以“天文”、“星辰”作论,这与纬书多论天象有关;对《礼》是以“体”和“履”作论,这是对礼所具有的教化和规制功用作了发挥;对《孝经》则大加拔高,以其为“天地喉襟,道要德本”,这与整个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取向有关。参之第十章郑玄于《六艺论》中对“六艺”的辨彰,可知郑玄对“六经”的论说是“体”、“用”并重,纬书的理解则是重“天”。也正因为纬书的这种理解路向,在其具体的阐发中才会有那么浓郁的宗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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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谶纬与“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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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览纬书篇章,没有不涉及“天”或天象的。其中,以帝运系统与星宿等关系最为庞杂。由于纬书非一人一时所作,其论帝运帝系又多有差异和矛盾。在此仅对三皇五帝圣王之类略作梳理,以见其神话宗教的趣向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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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纬书把“五帝”与星宿、五行等联系起来,认为圣王之君临天下,是应合了北辰之星为众星枢纽的天象。在孔子等人那里,以众星“拱”北斗作比喻来说明君王应具备统治者的德行。但在纬书中,这种比喻性的说法被理解成应合与转化关系。如说“天子皆五帝精”,(71)“德含五帝坐星者称帝”。(72)进一步地,《春秋纬·文曜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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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微宫有五帝星座:苍帝其名曰灵威仰,赤帝其名曰赤熛怒,黄帝其名曰含枢纽,白帝其名曰白招矩,黑帝其名曰汁光纪。(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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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微宫即所谓“天帝南宫”。仅仅把帝与星宿匹对还不够,纬书作者还以苍赤白黑四帝分别于春夏秋冬四季“受制”,而“黄帝受制,王四季”。(74)除此之外,这五帝还被赋予特殊的能力,如赤帝之精燥而明之类。按照纬书作者的说法,五帝还与五行匹对,即水德黑帝、火德赤帝、土德黄帝、金德白帝、木德青帝(苍帝)。诸如此类的想象与推演,纬书建构的乃是一个可以决定人世命运的神话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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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纬书对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由来进行衍说。按照冷德熙的研究,三皇五帝的诞生有三种类型:感生说、异貌说、受命说与禅让说。(75)纬书述说三皇之一的伏羲是“感大迹”而生,(76)五帝之一的尧是其母庆都感雷电而生,(77)舜是其母握登感“大虹”而生。(78)事实上,此类方式在《诗经》和《史记》中都有记载,如《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类。纬书只是把这些传说具体化罢了。其他如异貌说等,冷德熙与徐兴无都有精细的梳理,可详参。(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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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纬书对孔子格外付诸笔墨,极力神化孔子。除《春秋纬·演孔图》外,许多篇章或借孔子之口述说,或依孔子之言申述,甚至还有《论语纬》九篇。大致说来,纬书以孔子无父而生,其母受黑帝使而生之,吹律定姓,这与纬书说圣王都是无父而生有关。《演孔图》中对孔子的异貌作了夸张得至于荒诞的描述。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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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均颐辅喉,齿龙形,包脊虎掌,胼肩修肱,参膺圩顶,山脐林背,翼臂注头,阜堤眉,地足谷窍,雷声泽腹,修上趋下,未偻后耳,面如蒙倛,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峙,坐如龙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朴,就之如升。视若营四海,躬履谦让。腰大十围,胸应矩,舌理七重,钩文在掌。胸文曰:制作定世符运。(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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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描述中,世上几乎所有宏大、光辉、刚健的“象”都被集中到孔子那里,好像这样的孔子天生就是“圣人”了。重要的是,对孔子所有异象的铺陈其实都是为了“制作定世符运”做铺垫。因为“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81)那么,所定之“世”是什么呢?按照《春秋纬·汉含孳》所说:“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82)这就是常识中所说的孔子作《春秋》“为汉制法”。因此,纬书对孔子的神化,目的不是神化孔子本身,而是为汉帝国的应天命作论证。不过,从另一角度看,纬书作者如此夸赞孔子,可能是儒者试图依托孔子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这真是用非理性的方式追求发挥理性的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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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作申述的一点是,纬书中有许多对汉代政治的隐晦批判,如说“人主自恣”,“主势夺于后族”,(83)“邪臣蔽主”,(84)“君臣无道”,(85)凡此之类,不一而足。究其原因,冷德熙说得颇为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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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宗教神话轻视当世生活、世俗生活,重视来世得救不同,纬书政治神话极其重视当世的社会现实,圣王政治正是一种理想的现世追求。(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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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每当面对上述君臣无道的情形,汉儒一般都搬出禅让说和受命说来劝谏皇帝,许多儒者因此丢了性命,如眭弘。(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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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钟肇鹏先生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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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纬囊括自然、社会、人事各方面,其中不仅有解释六艺经典、文字训诂的,也有讲天文、历法、地理、古史、神话传说、典章制度等各方面的。把当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通通纳入依傍经义的神学系统——谶纬之中,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神学体系。(88)谶纬的这种特征,或许正是当时儒者试图进一步地使得今文经学宗教神学化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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