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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纬书集成》,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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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参见《纬书集成》,第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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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关于此类术占的梳理,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80—188页;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第116—128,134—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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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参见姜忠奎:《纬史论微》,第239—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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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晋书》卷三《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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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第28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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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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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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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第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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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隋书》之成颇为复杂,但魏徵领其事,孔颖达、许敬宗等参与其事,是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所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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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旧唐书》卷十一《代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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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年(1273)正月“禁鹰坊扰民及阴阳图谶等书”。事见《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中华书局,1976年,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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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欧阳修全集》(下)《奏议集》卷十六《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讳札子》,中国书店,1986年,第8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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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刘师培:《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第210—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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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刘师培:《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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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六章 古文经学的形成及其与今文经学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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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及“经学”所指为何,前贤研究较为充分。大致说来,他们对“经”的字义解释或依《说文解字》,或依《释名》,(1)以为“经”由“编丝”、“治丝”的古老经验而来,其义表示纵向之丝,与“纬”相对;或以“经”乃为“常”为“典”,其义在强调“经”为人所必学与共守。(2)而对作为经典典籍的“五经”(或“六经”)之“经”的解释,以刘师培所论最为近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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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引伸之,则为组织之义。……六经为上古之书,故经书之文奇偶相生,声韵相协,以便记诵,而藻绘成章,有参伍错综之观。古人见经之多文言也,于是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即群书之文言者,亦称之为经,以与鄙词示异。后世以降,以六经为先王之旧典也,乃训经为“法”,又以六经为尽人所共习也,乃训经为“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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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葆玹于其《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单立“论‘经’”一节,以《左传》昭公十五年叔向关于“礼、经、典”的一段论说为据,认为“经”与“典”可以互训,推证“经”有“纲纪”之义,“典”于战国中期以前“可泛指一切权威的书籍”。他进而认为,由于《尚书》的典、诰、誓为权威书籍之“典”的狭义之称,儒者便特别以“经”代“典”来称谓《诗》、《书》、《礼》、《乐》之“典”,而“墨经”、“法经”、“道经”之类的先秦称谓,皆在儒者以“经”称《诗》、《书》之后。(4)此说自有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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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研究者如何理解“六经”之“经”,以孔子始为“六经”定型,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则是千古不变的常识。如《庄子·天运》篇中借孔子对话老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又如《礼记·经解》认为《诗》、《书》、《礼》、《易》、《春秋》、《乐》各有其“教”,虽没有明确称其为“六经”,但既名为“经解”,则更见所论者为“经”之教无疑。至于《庄子·天下》、《荀子·儒效篇》和《春秋繁露·玉杯》等所论“六经”的大义与功能,(5)为研究者常引,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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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常以“六艺”代称“六经”,如贾谊《新书·六术》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又如《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略”实际即是“六经(传)略”。由于“乐”有“记”无“经”,汉儒真正能诵读到的只是“五经”而已。但是,正如章太炎所说:“六经须作六类经书解,非六部之经书也。”(6)加上汉儒所遇经书,多是秦火劫余,而发藏和校书所得古书又多,故对经书来源的理解,对经书本身是多少的理解,成为汉儒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这些正是汉代经今、古文分歧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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