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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皮锡瑞所言“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的推论，是清末今文家好臆断的作风使然，亦非“求是”之论。主古文的王国维虽不免有袒护古学倾向，但其有关“古文”的诸多论说，则颇为中肯。其《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一文，说明了“古文”在汉代文献中的初指为何。此文有正本清源的开拓之功，全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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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前作《史籀篇疏证序》，疑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并以秦时古器遗文证之，后反复汉人书，益知此说之不可易也。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司马子长曰“秦拨去古文”，扬子云曰“秦刬灭古文”，许叔重曰“古文由秦绝”。案秦灭古文，史无明文，有之惟一文字与焚诗书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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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传》，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识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自秦灭六国，席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剗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观传世秦权量等，始皇二十六年诏后，多刻二世元年诏。虽亡国一二年中，而秦法之行如此，则当日同文字之效可知矣。故自秦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此语承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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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所论，其主旨在批驳许、皮二氏的“古文”说。许慎把“古文”简单理解为孔子定六经时所书的字体，而皮氏承其说，也把孔宅坏壁所藏书和伏生所献书的字体理解成“籀书”，王国维认为二者都犯了一种把“古文”之义简单化的错误。(16)按王氏论证的所谓“古文”，从字体而言，既是指殷周字体，也指由殷周字体演化出的六国字体和秦之籀文；从其指代典籍而言，既指秦未同一文字前由“东土古文”写成的典册，也指籀书、大篆等秦地字体所写成的典册。因此，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证，则知其所论正好可以证明河间献王刘德所得的“古文先秦旧书”，其“古文”“旧书”之义，即是从这些意义而言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后世所谓的“古文经学”之“古文”称谓，才能名副其实。故王氏又于《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一文明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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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今文学家诸经，当秦汉之际，其著于竹帛者，固无非古文。然至文景之世，已全易为今文，于是鲁国与河间所得者，遂专有古文之名矣。古文家经如《尚书》、《毛诗》、《逸礼》、《周官》、《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本皆古文，而《毛诗》、《周官》已无原书。惟孔壁之《尚书》、《礼经》、《春秋》、《论语》、《孝经》及张苍所献之《春秋左氏传》尚存，于是孔壁之书遂专有古文之名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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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作为“古文经学”的“古文”之名何以形成的问题。征诸其他史料，可知王氏这里的“专有古文之名”之说，是以古文经传在景帝后不断被发现、校理和传授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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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文”经传的发现、校理与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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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火之后，大一统的汉帝国为了文化、政治、教育等多层面发展的需要，不仅广征书籍，还整理校编书籍，这是古文经传得以发现和流传的大背景。就西汉而言，除了自武帝起中央朝廷立博士和兴学官而兴儒尊儒外，征诸《汉书》纪、传，尚有以下四事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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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惠帝四年（前191）三月废除“挟书律”，民间私人拥有书册不再有罪。这是后来朝廷征书以及壁藏之书纷纷问世的前提，也是学术思想繁荣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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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诸侯王好书向学，为学播民间提供了渠道。如楚元王刘交（刘邦幼弟）好学，习《鲁诗》而自成一家，号为“元王《诗》”；(18)“不喜戈猎狗马驰骋”而“好书”的淮南王刘安（刘邦少子刘长之子），“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成今称的《淮南子》；(19)梁怀王刘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而河间献王刘德（景帝子）好书更为有名，其对古文经传的发现和流传，居功至伟（详见前引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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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朝廷征书、写书（即抄本以存）、校书、藏书。此即班固在《艺文志》序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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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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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臣民的献书和上书。献书主要是中央和王国朝廷征书政策的鼓励使然，但上书却是臣子自撰著作而上呈天子，是臣子“立言”、“解经”以经世致用的主动行为，如陆贾上《新语》，孔安国上古文《尚书》，张禹上《论语章句》，刘向上《洪范五行传论》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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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和思想发展的诸多要素看，如果没有此类事发生，经学的发展几不可能。古今学者多以古文《尚书》、《毛诗》、《左传》、逸《礼》、《周礼》为主要的古文经传，这些经传的发现与传承，与景帝二子河间献王刘德、鲁恭王刘余，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汉初耆儒伏生以及刘向、刘歆父子直接相关。为审慎故，现详引相关材料（有关刘德的材料详见前引），再略做申论。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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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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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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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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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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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为谏大夫，授（古文《尚书》）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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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瘉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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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后一条所说，是对第三条中有关“礼”经的具体解说。(27)综合这些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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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前二则都是武帝以前事，这意味着所谓的古文经传，在武帝前即已经全部被发现，并被抄写和传授，甚至在河间王国，《毛诗》和《左传》还被立为博士。也就是说，古文经传在当时的地方上，起码在河间王国内已经有较为稳定的传授。(28)考《汉书》的《武帝纪》、《景十三王传》和《百官公卿表序》，西汉的王国博士被撤除在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河间献王刘德死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朝廷对他的评价是“聪明睿智曰‘献’，宜谥曰献王”。(29)武帝的中尉常丽对刘德的评价是：“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这说明刘德在当时是被充分认可的。另一方面，“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30)武帝对好儒学的刘德所显现出的学问才干，应该不会有什么负面的判断。又因为中央政府废王国博士而立五经博士，其时间相差不过十年，且废王国博士是景帝朝廷强干弱枝的举措之一，其目的只是削权而非废学。否则，其后雄才大略的武帝就不会再置五经博士了。由此可以推断，即便刘德死后，河间王国中的儒学被彻底废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换言之，显明于河间的古文经传，在河间乃至其他情境中，理应也会有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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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左传》与文帝朝的关系。由所引内容可知，那些在河间王国颇为流行的古文经传，甚至先于好儒的刘德，在朝廷和都城由张苍和贾谊传播着。考《史记·张丞相列传》，“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张苍在高祖朝协助丞相萧何主管全国户籍和法律，吕氏灭后，张苍助文帝登大位，在文帝朝任御史大夫四年，丞相十五年，“苍年百有余岁而卒”，时在景帝五年（前152）。鉴于司马迁说“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31)我们无法确定他在经学传播中的具体作用，但以其为“名相”而言，其习《左传》，在当时的中央朝廷应该不无影响。而被张苍所排斥的贾谊，作为文帝朝的帝国才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32)我们无法确定，贾谊为博士是否与习《左传》有关，但其《左传》学却有具体传人则是事实（此见后论）。因此，相较于景、武二帝时期颇为“风光”的宗室儒者刘德而言，文帝朝中起码有张、贾这一老一少都习《左传》，据此我们推说古文经传在文帝朝颇有影响，似无大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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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古文《尚书》与学官的关系。按照古今研究者的共识，伏生为汉代今文《尚书》的鼻祖。《史记·儒林传》对其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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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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