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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尚书》在秦汉之际的遭遇。参照上引有关古文《尚书》一段，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伏生所藏书亡逸的数十篇是否包含在孔宅所发现的古文《尚书》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孔安国考校的二十九篇即是伏生独得的二十九篇，是谓今文《尚书》。相较于文帝时即被朝廷认可并派晁错去学习的今文《尚书》而言，古文《尚书》未被立于学官的命运，似乎一直有着不祥的征兆，从其被发现到被校对到献呈无果，都与意外事件相关。所幸的是，尚有司马迁能从孔安国“问故”，并把古文《尚书》的不少内容载入《史记》当中。孔安国是伏生的三传弟子，他受今文《尚书》后，再发现古文《尚书》。这意味着所谓的《尚书》今古文的分野，在孔安国那里绝非什么今古文经学争斗使然，而是经书的偶然变故所致。也就是说，孔安国面对的是有着字体、典籍形态、内容三重不同的《尚书》，其之所以不同，仅仅是同一种经书在不同的境遇中被偶然地支离了，而后，这支离的经书又因为偶然的遭遇，在孔安国那里相遇。在武帝朝兴儒尊儒的背景中，孔安国整理了古文《尚书》而上呈朝廷，本是儒学发展中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只不过，这个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的进展，被政治上的突发事件所阻滞。《艺文志》说古文《尚书》没有被立于学官是遭遇巫蛊之事，考《汉书·武帝纪》，此事自征和元年（前92）十一月始发，到征和二年七月结束，则孔安国献书武帝当在征和元年十一月前。刘歆在其名篇《让太常博士书》中说：“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34)由其“未及施行”一语看来，刘歆应是看到有关典册以及相应的处理意见，这意味着孔氏献书之后，朝廷接受并秘藏了他的书简。故《汉书·艺文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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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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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艺文志》直接源自刘歆的《七略》，间接源自刘向的《别录》，则这段话很可能是刘向的校记之语。再参照《让太常博士书》一段话：“《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36)由其“朽折散绝，其书见在”二语可知，刘歆所见的《尚书》是“真本”；再由“初出于屋壁”一语以及前引刘德资料可知，这个“真本”不可能是河间王国的《尚书》；又因为伏传《尚书》自文帝至刘歆作“让书”的成帝时，一直都由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博士讲授，此即“时师传读”，则可知这个真本一定包含了伏生的今文本。因此，上引资料中的“中古文”，其“中”即汉人常说的“中朝”、“中官”之“中”，指代皇家，“中古文”是指皇家秘藏典册的字体，即上文王国维所论的“古文”。对不同的经书而言，相应于其来源不同，经书不见得有同一的字体形态，同样地，对同一种经书而言，相应于经书成为简册的条件不同（如抄写时间、地点等），秘藏的经书字体也可能不同。(37)以此而观，“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三家经文”一定是当时通行字体的今文本，刘向所用的校勘母本，应该即是那个包含了今文《尚书》的“真本”。对脱简缺文而言，今本与古本两相对照，异同与否，一看便知，故《艺文志》又说：“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38)而对文字差异来说，则必须通过相应的中介工具来说明古本为何，古本与今本差异何在，刘向校书时用的是《尔雅》。因为在刘向看来，“古文读应《尔雅》”，《尔雅》便如同翻译一样，“解古今语而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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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对古文《尚书》出现后的流变和校理的分析可知，在今文占据主流的背景下，若使古文经传变得可读可授，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有本可寻，即必须有可靠的古文真本为据；二是可辨其字，即必须具备知晓经本文字为何种字体的识字能力；三是可读其字，即必须具备把古文转读为今文的能力；四是可解其义，即必须熟知今文本经传，以便在把古文转“读”为今文后，相互参照，以见经传中事与义的异同。这样的四种能力，与“小学”密切相关，其趣旨都在“实事求是”，无法直接关涉政治，而由此得以显明的古文经学，从逻辑上讲也只能关涉学术而非政治。与此相对，今文则讲论五经大义，申发灾异之说，“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其学“极精而有用”，(39)既是儒术饰吏治的经书政治化应用，也是通达尊显之位的禄利之路。因此，古文经传不立于学官，表面看起来是经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却是由其最初的“实事求是”的特质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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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古文经传的成册定型而言，《汉书·艺文志》的诸多表述，隐隐地透露出相关信息。考虑到《艺文志》源自刘歆《七略》，如今我们综观《艺文志》，则可总结出若干特征说明古文经传在刘歆之时已基本定型。首先从今古文经本身的排列序次看，有古经的《书》、《礼》、《春秋》，都被冠以“古”或“古文”而最先述列，次以今文经，但不具“今文”二字。(40)其次在各“略”的后述中，对古文经传的来源都有说明和考述，除了上引《易》、《书》、《礼》外，对《左传》格外加诸说明，认为“丘明恐弟子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而“公羊、穀梁、邹、夹”则是末世的“口说”之传而已。(41)再次是对古文经传中的一些内容进行格外的今古有别的说明，除上引《易》、《书》、《礼》外，其说《孝经》是今古文“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又特别指出：“‘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42)第四，从古文经传的校理来看，《艺文志》为研究者忽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相较于其他较为简省的“序略”，《艺文志》对“小学”渊流的说明最为详尽，并着重对“所以通知古今文字”的“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这“六体”作了说明，(43)还特别指出：“《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又说“臣（班固）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这类特别述说，事实上说明对古文经传的校理，有着丰富的小学资源和坚实的证据可依，但又因其繁富和差异，实际上又给校理带来困难。因此，古文经传的校理和定型，非刘向、刘歆类通人不足以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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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之类，都说明古文经传在今文经学“极盛”的西汉中后期虽然默默无闻，但经过刘向父子等人二十多年的努力，其校理定型工作却已基本完成。有关今古文经传的注校和流传具体情况，参看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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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文经传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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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葆玹在《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中单立“古文经学及其流派”为第三章，分十二点论说汉至魏时古文经学的经传、传承、派别等问题，并提出新说，认为古文经传的汇集有中央朝廷和河间国朝廷两个系统，并据此而分析《左传》有河间系和刘歆系的分野，还认为古文《礼》学的刘歆重仪式、王莽重制度。(44)王氏在这些论说中，对《汉书·儒林传》有关古文经传的传承多有批驳，其理自足。我们在此还是依据《史记》和《汉书》有关经学传承的记载（各经的传承谱系参见本章末所附《两汉经学传承表》），先对古文经传在西汉的传人问题略作分析，余者留待第十章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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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古文经传的传人多师从多人、通古今之学。以《左传》为例，其最初的传人张苍、贾谊以及后来的刘向之“通”，已见前论。下面再看其他转益多师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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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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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禹：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初元中，诏令禹授太子《论语》。(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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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方进：虽受《穀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刘歆，星历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厚李寻（通灾异），以为议曹。(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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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的是，司马迁和胡常对古文《尚书》也有所受，胡常又明《毛诗》，还以明《穀梁》为博士，(48)而据张禹、翟方进二人本传所载，张为《施氏易》博士，翟为《穀梁》博士，则又见诸人通今古之学。这种情形在东汉体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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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古文经传的传人多兼通“小学”。上文已经指出古文经传的校理必赖“小学”方可读可传，王国维有《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一文，详辨两汉通“小学”的古文经传传人六位，其中属西汉的有张敞、桑钦。(49)考《汉书·杜邺传》，杜邺的母亲是张敞女，后从其舅张吉问学，“得其家书”，而“吉子竦又幼孤，从邺学问，亦著于世，尤长小学。邺子林，清静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历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过于邺、竦，故世言小学者由杜公”。(50)《后汉书·杜林传》说：“林少好学沉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51)杜林是著名的漆书古文《尚书》的发现者，此证“小学”与古文经传传人的关系，决非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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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古文经传的传人都是当世的干才名臣。前见张苍为名相，贾谊为高才，昭、宣之际的张敞“赏罚分明，见恶辄取”，“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刚柔有度，在京兆尹任上颇有政声。(52)宣、成之世的张禹官至丞相并封侯，其为政声名虽不佳，但其才干学问则为世所崇，至其致仕家居，还“以特进为天子师，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议”，其《论语章句》被称为“张侯论”，今见《论语》的底本即以此为主。(53)而“以孤童携老母，羁旅入京师”的翟方进，更是西汉成帝时的名相，号为“通明相”。(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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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无法简单地断定郑玄为古文经学家一样，以上所举，都非严格的师法意义上的古文经学家，故名之为经传的“传人”，而不是说他们为某家某师的“传人”。其学之“通”，实际上预示出东汉的古文经学家也必为“博通之士”，但与他们都是高位名臣不同，东汉的古文学者尤其是后期的古文大家如马融、郑玄等，都是位卑而学尊。此见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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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通人之学相对，另一种情形也值得注意。《汉书·儒林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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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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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相，沛人也。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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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说“高、费皆未尝立于学官”。(55)从其记载看，没有很好的经传文本（“无章句”），加上他们各自的固步自封，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与《易》家这种狭隘相比，《礼》家则大有一代不如一代之势。《汉书·儒林传》又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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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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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指出过，《士礼》即《仪礼》，与古文《逸礼》有扯不清的瓜葛。(57)高堂生师徒四代，渐次可谓每况愈下，要么不能通经，要么能而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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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易》、《礼》古学的这种情形表明，不通古今学，不知“小学”，又没有超群的才性和可靠的学问渊源，则其学必衰。古《礼》的发扬光大，经由郑玄才得以实现，《易》学经由荀爽、虞翻、王弼，才重现光芒，便是明证。而所谓“古文经学”的显明，即自通人刘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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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文经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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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皮锡瑞的说法，“汉人最重师法”，(58)“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59)此为深识，后世遂以为定论。但他所谓师法、家法，均就今文经学而言，(60)皮氏以师法、家法为尊经、解经、传经的要津，故他对“混乱”今文师法、家法的刘歆和郑玄格外加诸恶辞。皮氏斥刘歆为“经学之大蠹”，理由是“刘歆创立古文经，汩乱今文师法”。(61)论郑玄则说他“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又说“郑君杂糅今古，使颛门学尽亡”，以此断论“郑学盛则汉学衰”。(62)其实，无论皮氏的这种批判是否有道理，他的批评都显现出刘歆和郑玄另有迥异于师法与家法的传、解经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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