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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惠帝四年（前191）三月废除“挟书律”，民间私人拥有书册不再有罪。这是后来朝廷征书以及壁藏之书纷纷问世的前提，也是学术思想繁荣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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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诸侯王好书向学，为学播民间提供了渠道。如楚元王刘交（刘邦幼弟）好学，习《鲁诗》而自成一家，号为“元王《诗》”；(18)“不喜戈猎狗马驰骋”而“好书”的淮南王刘安（刘邦少子刘长之子），“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成今称的《淮南子》；(19)梁怀王刘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而河间献王刘德（景帝子）好书更为有名，其对古文经传的发现和流传，居功至伟（详见前引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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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朝廷征书、写书（即抄本以存）、校书、藏书。此即班固在《艺文志》序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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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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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臣民的献书和上书。献书主要是中央和王国朝廷征书政策的鼓励使然，但上书却是臣子自撰著作而上呈天子，是臣子“立言”、“解经”以经世致用的主动行为，如陆贾上《新语》，孔安国上古文《尚书》，张禹上《论语章句》，刘向上《洪范五行传论》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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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和思想发展的诸多要素看，如果没有此类事发生，经学的发展几不可能。古今学者多以古文《尚书》、《毛诗》、《左传》、逸《礼》、《周礼》为主要的古文经传，这些经传的发现与传承，与景帝二子河间献王刘德、鲁恭王刘余，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汉初耆儒伏生以及刘向、刘歆父子直接相关。为审慎故，现详引相关材料（有关刘德的材料详见前引），再略做申论。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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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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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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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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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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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为谏大夫，授（古文《尚书》）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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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瘉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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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后一条所说，是对第三条中有关“礼”经的具体解说。(27)综合这些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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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前二则都是武帝以前事，这意味着所谓的古文经传，在武帝前即已经全部被发现，并被抄写和传授，甚至在河间王国，《毛诗》和《左传》还被立为博士。也就是说，古文经传在当时的地方上，起码在河间王国内已经有较为稳定的传授。(28)考《汉书》的《武帝纪》、《景十三王传》和《百官公卿表序》，西汉的王国博士被撤除在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河间献王刘德死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朝廷对他的评价是“聪明睿智曰‘献’，宜谥曰献王”。(29)武帝的中尉常丽对刘德的评价是：“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这说明刘德在当时是被充分认可的。另一方面，“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30)武帝对好儒学的刘德所显现出的学问才干，应该不会有什么负面的判断。又因为中央政府废王国博士而立五经博士，其时间相差不过十年，且废王国博士是景帝朝廷强干弱枝的举措之一，其目的只是削权而非废学。否则，其后雄才大略的武帝就不会再置五经博士了。由此可以推断，即便刘德死后，河间王国中的儒学被彻底废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换言之，显明于河间的古文经传，在河间乃至其他情境中，理应也会有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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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左传》与文帝朝的关系。由所引内容可知，那些在河间王国颇为流行的古文经传，甚至先于好儒的刘德，在朝廷和都城由张苍和贾谊传播着。考《史记·张丞相列传》，“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张苍在高祖朝协助丞相萧何主管全国户籍和法律，吕氏灭后，张苍助文帝登大位，在文帝朝任御史大夫四年，丞相十五年，“苍年百有余岁而卒”，时在景帝五年（前152）。鉴于司马迁说“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31)我们无法确定他在经学传播中的具体作用，但以其为“名相”而言，其习《左传》，在当时的中央朝廷应该不无影响。而被张苍所排斥的贾谊，作为文帝朝的帝国才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32)我们无法确定，贾谊为博士是否与习《左传》有关，但其《左传》学却有具体传人则是事实（此见后论）。因此，相较于景、武二帝时期颇为“风光”的宗室儒者刘德而言，文帝朝中起码有张、贾这一老一少都习《左传》，据此我们推说古文经传在文帝朝颇有影响，似无大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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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古文《尚书》与学官的关系。按照古今研究者的共识，伏生为汉代今文《尚书》的鼻祖。《史记·儒林传》对其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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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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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尚书》在秦汉之际的遭遇。参照上引有关古文《尚书》一段，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伏生所藏书亡逸的数十篇是否包含在孔宅所发现的古文《尚书》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孔安国考校的二十九篇即是伏生独得的二十九篇，是谓今文《尚书》。相较于文帝时即被朝廷认可并派晁错去学习的今文《尚书》而言，古文《尚书》未被立于学官的命运，似乎一直有着不祥的征兆，从其被发现到被校对到献呈无果，都与意外事件相关。所幸的是，尚有司马迁能从孔安国“问故”，并把古文《尚书》的不少内容载入《史记》当中。孔安国是伏生的三传弟子，他受今文《尚书》后，再发现古文《尚书》。这意味着所谓的《尚书》今古文的分野，在孔安国那里绝非什么今古文经学争斗使然，而是经书的偶然变故所致。也就是说，孔安国面对的是有着字体、典籍形态、内容三重不同的《尚书》，其之所以不同，仅仅是同一种经书在不同的境遇中被偶然地支离了，而后，这支离的经书又因为偶然的遭遇，在孔安国那里相遇。在武帝朝兴儒尊儒的背景中，孔安国整理了古文《尚书》而上呈朝廷，本是儒学发展中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只不过，这个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的进展，被政治上的突发事件所阻滞。《艺文志》说古文《尚书》没有被立于学官是遭遇巫蛊之事，考《汉书·武帝纪》，此事自征和元年（前92）十一月始发，到征和二年七月结束，则孔安国献书武帝当在征和元年十一月前。刘歆在其名篇《让太常博士书》中说：“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34)由其“未及施行”一语看来，刘歆应是看到有关典册以及相应的处理意见，这意味着孔氏献书之后，朝廷接受并秘藏了他的书简。故《汉书·艺文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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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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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艺文志》直接源自刘歆的《七略》，间接源自刘向的《别录》，则这段话很可能是刘向的校记之语。再参照《让太常博士书》一段话：“《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36)由其“朽折散绝，其书见在”二语可知，刘歆所见的《尚书》是“真本”；再由“初出于屋壁”一语以及前引刘德资料可知，这个“真本”不可能是河间王国的《尚书》；又因为伏传《尚书》自文帝至刘歆作“让书”的成帝时，一直都由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博士讲授，此即“时师传读”，则可知这个真本一定包含了伏生的今文本。因此，上引资料中的“中古文”，其“中”即汉人常说的“中朝”、“中官”之“中”，指代皇家，“中古文”是指皇家秘藏典册的字体，即上文王国维所论的“古文”。对不同的经书而言，相应于其来源不同，经书不见得有同一的字体形态，同样地，对同一种经书而言，相应于经书成为简册的条件不同（如抄写时间、地点等），秘藏的经书字体也可能不同。(37)以此而观，“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三家经文”一定是当时通行字体的今文本，刘向所用的校勘母本，应该即是那个包含了今文《尚书》的“真本”。对脱简缺文而言，今本与古本两相对照，异同与否，一看便知，故《艺文志》又说：“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38)而对文字差异来说，则必须通过相应的中介工具来说明古本为何，古本与今本差异何在，刘向校书时用的是《尔雅》。因为在刘向看来，“古文读应《尔雅》”，《尔雅》便如同翻译一样，“解古今语而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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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对古文《尚书》出现后的流变和校理的分析可知，在今文占据主流的背景下，若使古文经传变得可读可授，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有本可寻，即必须有可靠的古文真本为据；二是可辨其字，即必须具备知晓经本文字为何种字体的识字能力；三是可读其字，即必须具备把古文转读为今文的能力；四是可解其义，即必须熟知今文本经传，以便在把古文转“读”为今文后，相互参照，以见经传中事与义的异同。这样的四种能力，与“小学”密切相关，其趣旨都在“实事求是”，无法直接关涉政治，而由此得以显明的古文经学，从逻辑上讲也只能关涉学术而非政治。与此相对，今文则讲论五经大义，申发灾异之说，“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其学“极精而有用”，(39)既是儒术饰吏治的经书政治化应用，也是通达尊显之位的禄利之路。因此，古文经传不立于学官，表面看起来是经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却是由其最初的“实事求是”的特质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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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古文经传的成册定型而言，《汉书·艺文志》的诸多表述，隐隐地透露出相关信息。考虑到《艺文志》源自刘歆《七略》，如今我们综观《艺文志》，则可总结出若干特征说明古文经传在刘歆之时已基本定型。首先从今古文经本身的排列序次看，有古经的《书》、《礼》、《春秋》，都被冠以“古”或“古文”而最先述列，次以今文经，但不具“今文”二字。(40)其次在各“略”的后述中，对古文经传的来源都有说明和考述，除了上引《易》、《书》、《礼》外，对《左传》格外加诸说明，认为“丘明恐弟子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而“公羊、穀梁、邹、夹”则是末世的“口说”之传而已。(41)再次是对古文经传中的一些内容进行格外的今古有别的说明，除上引《易》、《书》、《礼》外，其说《孝经》是今古文“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又特别指出：“‘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42)第四，从古文经传的校理来看，《艺文志》为研究者忽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相较于其他较为简省的“序略”，《艺文志》对“小学”渊流的说明最为详尽，并着重对“所以通知古今文字”的“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这“六体”作了说明，(43)还特别指出：“《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又说“臣（班固）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这类特别述说，事实上说明对古文经传的校理，有着丰富的小学资源和坚实的证据可依，但又因其繁富和差异，实际上又给校理带来困难。因此，古文经传的校理和定型，非刘向、刘歆类通人不足以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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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之类，都说明古文经传在今文经学“极盛”的西汉中后期虽然默默无闻，但经过刘向父子等人二十多年的努力，其校理定型工作却已基本完成。有关今古文经传的注校和流传具体情况，参看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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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文经传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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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葆玹在《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中单立“古文经学及其流派”为第三章，分十二点论说汉至魏时古文经学的经传、传承、派别等问题，并提出新说，认为古文经传的汇集有中央朝廷和河间国朝廷两个系统，并据此而分析《左传》有河间系和刘歆系的分野，还认为古文《礼》学的刘歆重仪式、王莽重制度。(44)王氏在这些论说中，对《汉书·儒林传》有关古文经传的传承多有批驳，其理自足。我们在此还是依据《史记》和《汉书》有关经学传承的记载（各经的传承谱系参见本章末所附《两汉经学传承表》），先对古文经传在西汉的传人问题略作分析，余者留待第十章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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