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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汉代经学家因自己对经传自成体系的理解,而被史书记载为“别自名家”。此段记载中,后人对“因以起其家逸书”是在“家”后句读,还是连读,有诸多理解。在此我们不作辨证,仅注重“安国以今文读之”这句话,它是说孔安国以“今文”(即武帝时通行的字体,不见得仅为隶书)来“读”出“古文”。但按照黄侃的理解,“言小学者,释为三类:曰形曰声曰义。古者则以‘字读’二字该之。”而“字读不明,义训亦无由以察,章句传说亦无以傅丽。字读诚明,譬犹与先民对语,言出于口而义昭于心。”(71)以此,孔安国以今文“读”古文《尚书》,则是以“小学”的方法对古文《尚书》进行校理和辨析。再考司马贞的《索隐》注引孔安国之兄孔臧给他的信中说:“旧书潜于壁室。……即知以今雠古,隶篆推科斗,以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也。”(72)这里的“以今雠古,隶篆推科斗”,即是古人的校雠之法。如果我们把所引之文于“家”后断句,则“因以起其家”即为“因以今文校读古文而成为解读古文的名家”之意,即孔安国也是“别自名家”。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孔安国的“以今文读之”,并非简单地把“古文”从字体上变成“今文”,而是一种包含了对“古文”的“形、声、义”进行综合校理的工作,即孔安国创立了一套读校古文经传的方法。即如今人研究出土文献一样,只有把出土的文字“读”成现在的文字,出土文献才有“二重证据”的效用。以此,孔安国所创立的“读”法,是古文经传能够显明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是古文经学能够形成和光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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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校”,即“以中古文校”。与孔安国以今文“读”不同,刘向是以“中古文校”。《汉书·艺文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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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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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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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对此已经做过分析,在此略而不论。所要注意的是,刘向是用“古文”校“今文”,故说要以《尔雅》为工具,因为《尔雅》多存先秦音义;他又以古文本校今文本,故有脱简、文字异同之说。由这些记载可知,刘向已经很自觉地以“小学”之法,对典籍的真实面貌进行探究。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整个校理的过程中,“每一书已,条其篇目,撮其指意”,(75)运用分类的方法对典籍的篇目内容进行编排,运用考证的方法,对典籍及其作者的源流进行考述,不仅奠定了后世目录学和校雠学的基础,也启示出古学之人的校理工作培养了他们贯通其校理对象(即各类经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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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解”,即“引传文以解经”。刘歆在成帝河平年间(前28—前25)受诏与其父一起校书,到刘向卒时的成帝绥和元年(前8),父子校书已有近二十年,绥和二年,刘歆即以侍中身份承父业领校群书,稍后即建议立古文经传于学官,此时刘歆应在四十岁以上。而根据《隋书·经籍志》和《经典释文序录》记载,刘歆又曾有《尔雅注》三卷。明析了这些事实,再看《汉书·刘歆传》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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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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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刘歆“校秘书”而见《左传》,当是河平年间事。以此,到刘歆建议立古文学官时,他好《左传》已近二十年,且在此期间,刘歆不仅就《左传》问题向父亲问难(见下文),还与通《左传》的尹咸共同校理,并向好《左传》的丞相翟方进问难,由此可见刘歆对《左传》研读的时间之长,涉问面之广。唯有如此,他才能超越以前贾谊等人用“训故”解《左传》的方式而另辟新途。这就是他“引传文以解经”,即以经、传文字内容互证的方式,重新解《春秋》和《左传》。按照钱穆对夏侯建“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的辨析,(77)“章句必具文。具文者,备具原文而一一说之”,(78)则班固所说《左传》的“章句义理备焉”,其“章句”可能即是指此。也就是说,不管以前古文经传是否有章句,在刘歆那里,《左传》在其争立古文经传前,即已具备了与今文经传同样形式的传授文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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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后汉书》中有两则同刘歆关系密切的记载,也不可忽略。择要录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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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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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歆称之,谓门人曰:“吾已从君鱼受道矣。”……(奋弟)奇博通经典,作《春秋左氏删》。……(奋子嘉)作《左氏说》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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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兴和孔奋是两汉之际人,在光武朝都位至二千石。这些情况说明,刘歆的《左氏》学在两汉之际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郑兴、孔奋等人都愿意从其学问。而且,他们要么遵命“撰条例、章句、传诂”,要么自己作经注。这意味着,古文经传不仅有确切的传人,而且其传人能够独当一面,成为著书立说的古文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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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谓的“师法”与“家法”成就了今文经学相类,古文经传之所以能在西汉定型,到东汉光大,也有赖于上述读经、注经、解经方法的形成。无论从古文经传的定型,还是从其传授方法,或是从其传人,或是从其与政治的关系而论,以可见的材料来看,古文经学在刘歆那里正式形成了。与郑兴、孔奋相类,在新莽和光武时期,通漆书古文《尚书》的杜林(光武末为大司空,号为“任职相”)、精《毛诗》和古文《尚书》的卫宏(光武时为议郎)等人都开始显贵起来。这意味着,古文家们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与今文之士分庭抗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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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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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论古学中有闭关自守之人相应,景帝后那些冉冉升起的今文博士中,外强中干之徒也不少,其心胸之狭隘更属不伦。如武帝之初,以贤良征拜已经九十多岁的《齐诗》鼻祖辕固,“诸儒多嫉毁曰固老,罢归之。”辕固之所以被嫉毁,“老”只是谗毁者的借口,其实他们心虚的是自己已经失去了儒者情怀,而辕固对此却逾老弥坚。对没有多少宰辅之才,却善于逢迎周旋的公孙弘,辕固在与其同“征”的时候,毫不客气对他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而那些“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的五经博士们,(81)当元帝让他们与受宠的奸猾少府五鹿充宗进行《易》学辩论时,面对五鹿充宗的“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82)元、成之际是皮锡瑞所说的“经学极盛”时段之一,但五经博士的如此表现,却正好说明那种经由官方儒学笼络的五经博士们,看起来阵容强大,实际上不少人从学问到精神都已虚弱不堪。在刘歆“移书太常博士”,非常正式地对五经博士进行责难,并要求辩论时,“诸儒莫肯置对”的窘况,把这种“极盛”下的外强中干,表露得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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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理的角度讲,凡事一体有两面,有显必有微,有微亦必有显。在西汉中后期今文经及其博士们的尊显背后,潜隐的是那些致力于古文经传解读的博通之士。在古文经传的校理和定型的过程中,这些博通之士发觉今文家们越来偏离儒家之道,越来越混乱儒学经义,为经学和自身进行双重正名,对古文家而言,便显得必要而迫切了。于是,由刘向父子开始,拉开了今古文之争的序幕。为简易直观,先列《今古文经学立官表》(表十一)和《两汉经今古文纷争简表》(表十二),再分而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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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今古文经学立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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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表源自周予同《经今古文学》,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表见该书第2—3页。备注栏内容有改动,改动内容据《汉书》之《艺文志》、《儒林传》及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文多不具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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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经今古文纷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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