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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汉代经学家因自己对经传自成体系的理解，而被史书记载为“别自名家”。此段记载中，后人对“因以起其家逸书”是在“家”后句读，还是连读，有诸多理解。在此我们不作辨证，仅注重“安国以今文读之”这句话，它是说孔安国以“今文”（即武帝时通行的字体，不见得仅为隶书）来“读”出“古文”。但按照黄侃的理解，“言小学者，释为三类：曰形曰声曰义。古者则以‘字读’二字该之。”而“字读不明，义训亦无由以察，章句传说亦无以傅丽。字读诚明，譬犹与先民对语，言出于口而义昭于心。”(71)以此，孔安国以今文“读”古文《尚书》，则是以“小学”的方法对古文《尚书》进行校理和辨析。再考司马贞的《索隐》注引孔安国之兄孔臧给他的信中说：“旧书潜于壁室。……即知以今雠古，隶篆推科斗，以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也。”(72)这里的“以今雠古，隶篆推科斗”，即是古人的校雠之法。如果我们把所引之文于“家”后断句，则“因以起其家”即为“因以今文校读古文而成为解读古文的名家”之意，即孔安国也是“别自名家”。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孔安国的“以今文读之”，并非简单地把“古文”从字体上变成“今文”，而是一种包含了对“古文”的“形、声、义”进行综合校理的工作，即孔安国创立了一套读校古文经传的方法。即如今人研究出土文献一样，只有把出土的文字“读”成现在的文字，出土文献才有“二重证据”的效用。以此，孔安国所创立的“读”法，是古文经传能够显明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是古文经学能够形成和光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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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校”，即“以中古文校”。与孔安国以今文“读”不同，刘向是以“中古文校”。《汉书·艺文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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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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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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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对此已经做过分析，在此略而不论。所要注意的是，刘向是用“古文”校“今文”，故说要以《尔雅》为工具，因为《尔雅》多存先秦音义；他又以古文本校今文本，故有脱简、文字异同之说。由这些记载可知，刘向已经很自觉地以“小学”之法，对典籍的真实面貌进行探究。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整个校理的过程中，“每一书已，条其篇目，撮其指意”，(75)运用分类的方法对典籍的篇目内容进行编排，运用考证的方法，对典籍及其作者的源流进行考述，不仅奠定了后世目录学和校雠学的基础，也启示出古学之人的校理工作培养了他们贯通其校理对象（即各类经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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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解”，即“引传文以解经”。刘歆在成帝河平年间（前28—前25）受诏与其父一起校书，到刘向卒时的成帝绥和元年（前8），父子校书已有近二十年，绥和二年，刘歆即以侍中身份承父业领校群书，稍后即建议立古文经传于学官，此时刘歆应在四十岁以上。而根据《隋书·经籍志》和《经典释文序录》记载，刘歆又曾有《尔雅注》三卷。明析了这些事实，再看《汉书·刘歆传》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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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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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刘歆“校秘书”而见《左传》，当是河平年间事。以此，到刘歆建议立古文学官时，他好《左传》已近二十年，且在此期间，刘歆不仅就《左传》问题向父亲问难（见下文），还与通《左传》的尹咸共同校理，并向好《左传》的丞相翟方进问难，由此可见刘歆对《左传》研读的时间之长，涉问面之广。唯有如此，他才能超越以前贾谊等人用“训故”解《左传》的方式而另辟新途。这就是他“引传文以解经”，即以经、传文字内容互证的方式，重新解《春秋》和《左传》。按照钱穆对夏侯建“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的辨析，(77)“章句必具文。具文者，备具原文而一一说之”，(78)则班固所说《左传》的“章句义理备焉”，其“章句”可能即是指此。也就是说，不管以前古文经传是否有章句，在刘歆那里，《左传》在其争立古文经传前，即已具备了与今文经传同样形式的传授文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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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后汉书》中有两则同刘歆关系密切的记载，也不可忽略。择要录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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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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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歆称之，谓门人曰：“吾已从君鱼受道矣。”……（奋弟）奇博通经典，作《春秋左氏删》。……（奋子嘉）作《左氏说》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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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兴和孔奋是两汉之际人，在光武朝都位至二千石。这些情况说明，刘歆的《左氏》学在两汉之际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郑兴、孔奋等人都愿意从其学问。而且，他们要么遵命“撰条例、章句、传诂”，要么自己作经注。这意味着，古文经传不仅有确切的传人，而且其传人能够独当一面，成为著书立说的古文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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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谓的“师法”与“家法”成就了今文经学相类，古文经传之所以能在西汉定型，到东汉光大，也有赖于上述读经、注经、解经方法的形成。无论从古文经传的定型，还是从其传授方法，或是从其传人，或是从其与政治的关系而论，以可见的材料来看，古文经学在刘歆那里正式形成了。与郑兴、孔奋相类，在新莽和光武时期，通漆书古文《尚书》的杜林（光武末为大司空，号为“任职相”）、精《毛诗》和古文《尚书》的卫宏（光武时为议郎）等人都开始显贵起来。这意味着，古文家们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与今文之士分庭抗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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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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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论古学中有闭关自守之人相应，景帝后那些冉冉升起的今文博士中，外强中干之徒也不少，其心胸之狭隘更属不伦。如武帝之初，以贤良征拜已经九十多岁的《齐诗》鼻祖辕固，“诸儒多嫉毁曰固老，罢归之。”辕固之所以被嫉毁，“老”只是谗毁者的借口，其实他们心虚的是自己已经失去了儒者情怀，而辕固对此却逾老弥坚。对没有多少宰辅之才，却善于逢迎周旋的公孙弘，辕固在与其同“征”的时候，毫不客气对他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而那些“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的五经博士们，(81)当元帝让他们与受宠的奸猾少府五鹿充宗进行《易》学辩论时，面对五鹿充宗的“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82)元、成之际是皮锡瑞所说的“经学极盛”时段之一，但五经博士的如此表现，却正好说明那种经由官方儒学笼络的五经博士们，看起来阵容强大，实际上不少人从学问到精神都已虚弱不堪。在刘歆“移书太常博士”，非常正式地对五经博士进行责难，并要求辩论时，“诸儒莫肯置对”的窘况，把这种“极盛”下的外强中干，表露得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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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理的角度讲，凡事一体有两面，有显必有微，有微亦必有显。在西汉中后期今文经及其博士们的尊显背后，潜隐的是那些致力于古文经传解读的博通之士。在古文经传的校理和定型的过程中，这些博通之士发觉今文家们越来偏离儒家之道，越来越混乱儒学经义，为经学和自身进行双重正名，对古文家而言，便显得必要而迫切了。于是，由刘向父子开始，拉开了今古文之争的序幕。为简易直观，先列《今古文经学立官表》（表十一）和《两汉经今古文纷争简表》（表十二），再分而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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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今古文经学立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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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表源自周予同《经今古文学》，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表见该书第2—3页。备注栏内容有改动，改动内容据《汉书》之《艺文志》、《儒林传》及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文多不具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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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经今古文纷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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