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33840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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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42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明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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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44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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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46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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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48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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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50 在此，刘歆从经之源头、流变，今文的兴盛与古文经传的发现，今文学者的学理缺陷和古文经传的合理性，以及经与政治关系等多层面，来说明古文经传应立于学官。其要义如下：一是从源头上讲，经是“圣帝明王”之道的载体，它们统一地源自孔门，但由于时势与政治的影响，道术隐没，奇术兴起。也就是说，诸经本身没有高低之分，但因为秦政有“是古之罪”，使得源自先秦的道术隐灭。二是因为道术在秦时已经隐没，故自文帝到武帝时期兴起的儒学，已非“全经”。三是不仅今文学者所传的已非“全经”，在传授过程中，除贾谊之外，他们中的任一人也“不能独尽其经”，以致看到一篇后出的《泰誓》，今文博士还要“集而读之”。这种情况连武帝也不得不发出慨叹。四是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作为先秦“全经”的组成部分，古文经传的发现和整理，不仅有益于补全经传，更有益于经传的传授和“道术”的施行。五是西汉先朝诸帝出于“广学”的考虑，因时变易，不断地增设不同的经传博士，即便“义虽相反”，也能并立不误。其原因即在于经传之义和“文武之道”，都是靠有志于道的贤者们才得以流传和光大的。基于以上五点，刘歆进而于通篇中都说明更为关键的另三点，即，六是与今文经传以“信口说而背传记”的流传方式相较，发藏的古文经传“皆有征验，外内相应”，更具真实性，这也是“先帝所亲论”的事。以此，从经传作为典礼制度的载体而言，古文经传所传的显然更有“往古”的渊源和内涵，在政治应用上也会使“法度”有所“因袭”。七是与今文经传的尊显相对，古文经传处于“野”和“微”的地位，它们却“兼包大小之义”，具有“通”的品质。根据“礼失求诸野”的通则，因为其在“野”，故应求其弥补在朝“官学”之失的功用；因其处“微”，故应扶持和光大它们。八是不像今学诸儒那样没有“从善服义之公心”，古文经传的传人“比意同力”，期望通过“试”的公平方式，看《左氏》等是否可以立于学官，以便能起兴被“废遗”的经传。其方法应如宣帝时石渠阁会议争论《穀梁》、《公羊》优劣那样，通过辩论的方式来说明古文经传的优劣，而不应“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以文法吏的态度，“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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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52 由此可见，刘歆的用语虽饱含义愤，但论说本身却既据史实，又明学理，尤其是他提出如石渠阁会议那般论难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既显现出他对古文经传“微”而不“显”的焦虑，又显现出他的强烈自信。对此，即便是对刘歆持强烈批评立场的皮锡瑞，也不得不说刘歆的“让书”是“可见汉初传经之苦心”。(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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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54 “书”出之后，“诸儒皆怨恨”。(88)用惯辞职伎俩的光禄大夫龚胜，再次以退为进，以“乞骸骨”胁迫哀帝和刘歆，(89)而长居三公位的哀帝老师师丹在逼迫王莽暂时退隐后，(90)也“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至此，虽然哀帝以“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为刘歆回护，(91)但诸儒多讪谤刘歆等人，刘歆自己也惧怕遭致不测，请求出京补吏，终而与支持他的王龚和房凤都离京出任地方太守（“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就这样，经今古文的第一次正式纷争，因今文诸儒不肯从学理上应刘歆之难，而以政治打压的方式击败刘歆等人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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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56 此后，在王莽主政时期，古学得到相当程度的扶持，平帝时还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刘歆在新莽时被封为“国师”、嘉新公，诸多名儒也不避莽新之篡而为莽所用，其中即有在东汉声名显赫的杜林（侍中）、伏湛（绣衣执法，即御史）、侯霸（大尹，即刺史）等等。而第二次经今古文争论的古文方主角陈元的父亲陈钦曾授王莽《左传》，任厌难将军（后自杀），陈元以父任为郎，今文方主角范升为大司空王邑的议曹史。(92)另有张敞孙张竦作章颂扬王莽。(93)也就是说，古学传人于新莽之时开始显贵起来。到了东汉初期，光武帝在迷信谶纬的同时，对经今古文也并举不偏废，以致有第二次经今古文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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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58 就经今古文的纷争本身来看，第一次纷争只能说是刘歆唱独角戏，第二次纷争则不同，今古双方就各自的观点展开了真正的论战。建武二年（26），尚书令韩歆上书光武帝，“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94)不知何故，竟没有多大反响，但议论应该还是不少。同年，光武征通梁丘《易》、《老子》的范升为议郎，(95)后迁博士。到了建武四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朝会于南宫云台，光武帝令范升平说此前的议论，范升对以“《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96)韩歆与太中大夫许淑起而与之辩难，“日中乃罢”。大概廷辩没有结果，于是范升上书进一步辩论。全引其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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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60 臣闻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孔子曰：“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夫学而不约，必叛道也。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谓知教，颜渊可谓善学矣。《老子》曰：“学道日损。”损犹约也。又曰：“绝学无忧。”绝末学也。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诗》《书》之作，其来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观，至于知命，自卫反鲁，乃正《雅》、《颂》。今陛下草创天下，纪纲未定，虽设学官，无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费》，非政急务。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己。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万事理。”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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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62 范升的主旨当然是反对韩歆之请。综合其意，其理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从本末与正邪的价值分判看，已立于学官者为本为正统，而如费、左之类古文经传都是异端。如果立“异端”的风气一开，后继的请立将接踵而至，终而引发既“失道”又“失人”的混乱。二是从经传的源流看，费、左之学的渊源不明，传承又无师法，况且《左氏》还有十四事无法自圆其说，二者本身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三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草创之初应以已立之学振兴纲纪、教化民众，立新学“非政急务”。四是从学理的角度看，儒道两家都主张学贵简约，对末学异端之流，应弃绝而非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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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64 凭实而论，范升的理由中，一、三点是基于今文既得利益而有的自我维护，第四点是今文家引经据典时的随意引申，只有第二点颇有学理性质。当时的古学方大概也明晰了这点，故“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而应对范升，于是范升再次上书论说“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98)对此，光武又下诏让博士论辩。精通《左传》的陈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当时尚在民间，未被征辟。针对范升的非难，陈元以处士身份“诣阙上疏”，提出驳斥。全引其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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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66 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经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穀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博询可否，示不专己，尽之群下也。今论者沉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左氏》孤学少与，遂为异家之所复冒。夫至音不合众听，故伯牙绝弦。至宝不同众好，故卞和泣血。仲尼圣德，而不容于世，况于竹帛余文，其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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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68 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媟黩微词，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擿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以为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盘庚不当迁于殷，周公不当营洛邑，陛下不当都山东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穀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间时，闻卫太子好《穀梁》，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穀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纯，俭，吾从众。至于拜下，则违之。”夫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听者独闻，不谬于清浊，故离朱不为巧眩移目，师旷不为新声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圣艺，眷顾儒雅，采孔子拜下之义，卒渊圣独见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使基业垂于万世，后进无复狐疑，则天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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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70 臣元愚鄙，尝传师言。(99)如得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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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72 陈元的驳斥主要有三点：就《左传》渊流而言，《左传》是孔子亲授左丘明，比据传闻而成的《公羊》、《穀梁》更有统绪，这是上次争论中刘歆观点的继续。不能因为《左传》的“孤学少与”就以异端视之，否则，怎么解释历来的“至”、“圣”之类都是曲高和寡呢。就范升对《左传》本身的非难而言，不仅其所举证据“前后相违”，还有断章取义小题大做之病。就立学官问题本身而言，陈元同样以刘歆的因时变易的史实观点反驳，认为各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最后，陈元以与刘歆同样的自信说他“尝传师言”，如若无法解释经传合一的问题，甘愿就死。这与其说是争论，还不如说是以命相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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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74 光武帝见疏后，再次下诏让臣下评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大概光武帝看了这些辩难之文后认为陈元更有理，“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但深谙御臣平衡之术的光武帝以陈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为博士。对于这样的结果，今文儒者自不满意，“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凑巧的是，这时李封病死。于是，光武帝顺水推舟，顺应今文诸儒，“《左氏》复废”。(101)第二次争论就这样带有戏剧性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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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76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这次纷争中，今古双方都开始注重争论对象本身的优劣问题，即双方开始了具有学理意义的辩难。但这在谶纬占据显要地位的光武时期，并不能改变什么，(102)它只是为东汉时期的儒者们开启了一种有理有据的学术争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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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78 第三次争论发生在章帝时期。章帝对古文情有独钟，即位后“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103)建初元年（76），章帝诏贾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的贾逵把今古文经传讲得条分理析，博得章帝赞赏。事后，章帝命贾逵作“《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贾逵乘机“具条奏之”。（贾逵详见第十章）章帝看到贾逵的条奏后，彻底认可了贾逵所具有的《左氏》学素养，“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104)《贾逵传》中没有提到这次条奏上呈后今文方是否有辩难者，考《后汉书·儒林传下》，其中的《李育传》说李育博览书传，深为同郡班固所重，又说李育“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在建初四年（79）章帝“使诸儒共正经义”的白虎观会议上，“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105)而后的建初八年，章帝下诏说：“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106)虽然诏书没有明确说是否立古文经传博士，但它们正式地进入太学授受系统，是确定无疑的。至此，刘歆在《让太常博士书》想实现的目标虽未完全实现，可也算是基本达成了。毋庸置疑，虽然这是皇帝大力支持的结果，但倘若没有贾逵那样通古今学的大师，没有他们对古今学进行颇具条理的比较分析，东汉的经学或许会是另番我们不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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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80 到了汉末的灵帝时期，何休与其师博士羊弼作《公羊墨守》，自诩《公羊》学如墨子守城，牢不可破，而作《左氏膏肓》、《穀梁废疾》，批评《左氏》有病，如入膏肓，《穀梁》有疾，不能再起。精研《左传》的服虔、郑玄基于各自的立场展开反驳，服虔“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107)而郑玄更是“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致何休见到郑玄的反驳不得不慨叹：“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108)这就是所谓的第四次争论。遗憾的是，今见的史书没有对二者争论情形的具体记载。(109)从零星的记载来看，这次争论没有什么官方背景，只是学者们针对各自认为的问题进行论难，是一种自觉的学术争论。而由于何休在批评《左传》的同时，也批评了同是今文的《穀梁》，郑玄应对的时候，也同样为《穀梁》作了辩解，故这次纷争看似经今古文思想之间的争论，实际上却是两种不同学术理路的争论。此见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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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82 其实，无论今古两方如何纷争，如何辩难，无论其理论的异同如何，就汉代的情形而言，所有这些内容都离不开中央朝廷所搭建的尊儒平台。而从学术和思想发展的角度讲，这些纷争与这个平台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即是儒学、儒者与政治的关系。当西汉中期儒学和东汉前期儒学“极盛”之时，它们之间是良好的互动关系。然而，正如东、西汉末年所显现出的情形：每一段良好的互动之后，三方都会发生不利于彼此的变异，以致整个国家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由此，汉代学术、思想与政治之间存在某种吊诡的关系。章学诚有段话，可以作为经学与政治这种吊诡关系的注解。他说：“后王以谓儒术不可废，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设科取士，以为诵法先王者劝焉。盖其始也，以利禄劝儒术；而其究也，以儒术徇利禄。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硕师由此辈出，则亦不可谓非朝廷风教之所植也。”(110)此是卓识，更为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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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84 二、社会制度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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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86 从上述的争论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四次争论的双方都抓住《左传》不放。即，《左传》是争论双方的焦点所在。这主要是因为《春秋》负载着儒家有关历史和政治的思想，公羊、穀梁、左氏到底谁是《春秋》的正统，涉及的不仅是经传的关系问题，其隐含的是三传的阐释者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由于今文注重“经世致用”，自《公羊》学被武帝尊兴之后，今文其他诸经传的传承者也同时加入到以“经学”影响社会和政治的洪流中。于是，“阴阳灾异”、“《春秋》决狱”、“明经入仕”这些极具今文经学特色的理论与现象，在汉代政治、法律、官制各层面层出不穷。如前论京房、刘向等人对“阴阳灾异”的阐释，宣帝即位之际的“假太子”事件，今文五经大儒频繁地为丞相和帝师等等，无不显现出经学所具有的现实魅力。而在古文经学形成后，其“实事求是”的特质，决定了它必须要在学理上对“经”之“实”与“是”是什么作出探究和交代。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文人近乎天然的“慕古”情结，在现实社会和政治都处于衰坏的情势下，使得他们对三代圣王之制的追慕，显得更为迫切和执著。于是，在“明经”以“致用”的功利化今文家和“崇古”以“更化”的慕古型古文家对经传的阐释中，在什么是好制度的问题上，二者显现出巨大的差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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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3888 按照廖平等人对今古文经学礼制问题的研究，孙筱重新修正出一份《今古文制度异同表》（表十三）。引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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