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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论”。“论”类六部作品中，最早的是《石渠礼论》，应该是戴圣对石渠阁会议有关“礼”之争论的记载。而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是《汉书·刘向传》中的说法，在《艺文志》中没有这部书，列在刘向名下的是《五行传记》，如果是一书二名的话，则应该以《艺文志》所说为主而可以归入“记”类。这样，其他的四部书都是东汉作品，三部关于五经的，一部是专论《易》的。无论其所论对象为何，这类名目都与“通”有关联。也就是说，在东汉的今古文家那里，在随文具说之外，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尝试——以贯通的方式来看待五经或某一经。而“大义”之类，即“义”类著作，应该是与其相匹而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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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只有“微”类茫不可考，但从此类作品中三有其二为《左氏》的情形看，探迹索隐、钩沉其义应该是其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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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两汉的今文家们以章句、传、记、说等为主要方式注经解经，而东汉的古文家们则以释、注、笺、训、删等为主要方式对经传进行考释和删简，并以比较“同异”的方式去发现经传的优劣。另一方面，他们在运用共通经注方式的同时，也都在为注、解经传寻找更好的途径。最终，他们中的那些“通人”发现，只有跨越分野的鸿沟，正视差异，消弥偏见，才有出路可言。于是，在东汉的中后期，不仅“师法”和“家法”遭到挑战和批评，章句、传、记等类今文著作也被严重删削。在此过程中，注、解经传的新方法被发现和应用，甚至连新思想都萌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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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两汉经传传承谱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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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各表据《史记》、《汉书》、《后汉书》之《儒林传》以及各书志、传所载索隐而制，亦参清人唐晏《两汉三国学案》相关梳理。2.表中人物谱系之建立，主要依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传承谱系，旨在简明呈现各经传传承载体的授受关系。3.由于经之今古文传授系统的繁杂，且各人“学”与“仕”的情况多随时而变，故表中难以标注各人所属系统及其因学而“进退”的具体情况，如是否立官为“博士”，或因“学”而征为“博士”、进而为“师傅”，等等。4.表中实线表示史有明说的直接授受关系，虚线表示有授受关系但无法考定为直接授受；凡史书未明授受关系且不可考者，皆不入各表；相关考定内容过于繁富，此处略而不录。5.凡表中有某“学”、某“法”、某“通”者，皆为史有名说，以见经传传授过程中的“别自名家”。6.汉时《论语》传承谱系虽可寻绎，因其非“经”，故不列表；同理，汉时“小学”虽有谱系，亦不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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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文》曰：“经，织从丝也。从系，巠声。”《释名》曰：“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前引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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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章太炎、刘师培皆认为：训“经”为“常”为“法”者，均为“经”之后起的引申义。参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6页）及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二课“经之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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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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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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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庄子·天下》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另有《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语曰：“《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见《史记》，第3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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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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