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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章句、传、记、说四类作品绝大多数都为《汉书·艺文志》所载，考虑到《艺文志》是班固删取刘歆《七略》的结果，而刘歆又于新莽地黄四年（23）自杀，则可知这四类经注绝大多数为西汉作品。“章句”类中，除却《月令》、《论语》、《孟子》这类与汉时“经”无关的作品，以及卢植的著作外，余者全为今文家所作；“传”类除《毛诗传》、荀爽的《易传》和贾逵的《毛诗》与《周官》之“传”外，余者也都为今文家作品；“记”类作品除景鸾、周防为东汉人，表中其他作品也都为《艺文志》所载，由此推知其为今文家所著者多。“说”类除马融、孔嘉的作品外，余者也是今文家之作。考虑这四类作品在表中所占篇幅超过五分之三，则这四类经注名目所示，即可视为是今文家注经解经的主要方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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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释、笺、训、删、同异五类中没有今文家作品，“注”类中只有张楷一人为今文家，“条例”类中只有荀爽一人不可定，其余的“注”、“条例”类作品全是古文家或以古文为主要倾向者的作品。也就是说，释、笺、训、删、同异、注、条例共七类经注所示，可视为古文家注经解经的主要方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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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故与解二类作品中，今古文家几乎各半，其中《诗》类之“故”，全为今文经传系统。前文已经指出过，“故”为经学未兴前汉初经师共通的传经之法，而“解”又是多与故（诂）相连，因此这两类方式，即为今古文家共通经注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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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论”。“论”类六部作品中，最早的是《石渠礼论》，应该是戴圣对石渠阁会议有关“礼”之争论的记载。而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是《汉书·刘向传》中的说法，在《艺文志》中没有这部书，列在刘向名下的是《五行传记》，如果是一书二名的话，则应该以《艺文志》所说为主而可以归入“记”类。这样，其他的四部书都是东汉作品，三部关于五经的，一部是专论《易》的。无论其所论对象为何，这类名目都与“通”有关联。也就是说，在东汉的今古文家那里，在随文具说之外，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尝试——以贯通的方式来看待五经或某一经。而“大义”之类，即“义”类著作，应该是与其相匹而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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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只有“微”类茫不可考，但从此类作品中三有其二为《左氏》的情形看，探迹索隐、钩沉其义应该是其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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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两汉的今文家们以章句、传、记、说等为主要方式注经解经，而东汉的古文家们则以释、注、笺、训、删等为主要方式对经传进行考释和删简，并以比较“同异”的方式去发现经传的优劣。另一方面，他们在运用共通经注方式的同时，也都在为注、解经传寻找更好的途径。最终，他们中的那些“通人”发现，只有跨越分野的鸿沟，正视差异，消弥偏见，才有出路可言。于是，在东汉的中后期，不仅“师法”和“家法”遭到挑战和批评，章句、传、记等类今文著作也被严重删削。在此过程中，注、解经传的新方法被发现和应用，甚至连新思想都萌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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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两汉经传传承谱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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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各表据《史记》、《汉书》、《后汉书》之《儒林传》以及各书志、传所载索隐而制，亦参清人唐晏《两汉三国学案》相关梳理。2.表中人物谱系之建立，主要依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传承谱系，旨在简明呈现各经传传承载体的授受关系。3.由于经之今古文传授系统的繁杂，且各人“学”与“仕”的情况多随时而变，故表中难以标注各人所属系统及其因学而“进退”的具体情况，如是否立官为“博士”，或因“学”而征为“博士”、进而为“师傅”，等等。4.表中实线表示史有明说的直接授受关系，虚线表示有授受关系但无法考定为直接授受；凡史书未明授受关系且不可考者，皆不入各表；相关考定内容过于繁富，此处略而不录。5.凡表中有某“学”、某“法”、某“通”者，皆为史有名说，以见经传传授过程中的“别自名家”。6.汉时《论语》传承谱系虽可寻绎，因其非“经”，故不列表；同理，汉时“小学”虽有谱系，亦不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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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文》曰：“经，织从丝也。从系，巠声。”《释名》曰：“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前引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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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章太炎、刘师培皆认为：训“经”为“常”为“法”者，均为“经”之后起的引申义。参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6页）及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二课“经之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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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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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