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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者，用之至也。……莹天功明万物之谓阳也，幽无形深不测之谓阴也。阳知阳而不知阴，阴知阴而不知阳，知阴知阳，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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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在“用”中，这是《太玄》的基石。扬雄认为，阴、阳的作用虽然深妙，但它们往往局限于自身的作用而无法观照彼此和有利于彼此。“玄”不一样，它知阴阳而不停滞于某一方，当止则止，当行则行，所以是“用之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扬雄才在“玄”前加个“太”，以示其极致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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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扬雄复归古老的论证路向，以“道”之名来说明“玄”对人世的意义。扬雄认为，“阳交于阴，阴交于阳，物登明堂，矞矞皇皇”（《交首》），如果阴阳能够和谐交会，则人世就会呈现出盛美景象。如其他儒道人物一样，扬雄也认为必须由天及人，对“玄”的认知才具有更多意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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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夫妇之道。(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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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于天地人三道的“玄”之用，在人世的终极体现即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有关扬雄这种由天及人的论“玄”趣向，桓谭的评论可谓中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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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续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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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扬雄有关“玄”的看法，是他“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思想的体现。(27)如他在《玄告》中说：“玄者，神之魁也。天以不见为玄，地以不形为玄，人以心腹为玄。”(28)由此可见，扬雄对“玄”的理解并没有超越《周易》、《老子》中的相关思想。更多时候，扬雄是把儒道思想结合于《太玄》和《法言》中，这是他有别于当时儒家经学学者的地方。例如，扬雄把《老子》的“自然”之道与《周易》中的“因革”思想结合起来，认为有所作为的人“贵其有循而体自然”，(29)又说，“争不争，道之素也”，(30)“毅于心腹，内坚刚也。”(31)这种清静而刚毅的儒道兼综的君子品格，扬雄在《法言》中有更充分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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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言》对儒家思想的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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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对先秦道、法、名诸家非毁儒家的情形非常不满，又由于当时主流形态的今文经学家也“各以其知”解读经典，以致“诡辞”、“小辩”遮蔽了圣人之道，迷惑了大众。对于那些来向他问学的人，扬雄常常辨析这样的道理，并据《论语》的样式，著成十三卷《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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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先秦诸子的评价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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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成之后，今文学者往往皓首以穷一经，知识和视野变得越来越窄。扬雄则不同，他自小就博览群书，又经历了人世的冷暖，到了他作《法言》的时候，已经五六十岁了。这样的人生让他对先秦诸子思想有深度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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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家和阴阳家，扬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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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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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庄周有取乎？”曰：“少欲。”“邹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义，衍无知于天地之间，虽邻不觌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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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雄看来，“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34)老子的“道德”之理，庄子的“少欲”之途，以及邹衍的“自持”操守，他都是认可的，也是他可以通达的。史书说他清静自守，未尝不是对这类思想“受用”的结果。很显然，扬雄所认为的这些学理，实际上与儒家是相通的。加上他明确排斥老庄思想中与儒家主旨无法融合的“绝圣弃智”之类的思想，则扬雄这类说法，实际上是他自觉地以“通”的方式来援道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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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家，扬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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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说之不合，非忧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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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讲求法、术、势，最终却死于采用其说的秦国之政。扬雄认为，韩非子的死与其书没有关系，而与其“道”有关系。由于韩非子的学说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他也孜孜以求得到秦王的任用，为此，韩非甚至会献媚谄谀无所不用。扬雄则认为只要恪守圣人之道，其说其人是否用于当世，都非自己所能决定，更没必要为此忧惧。以扬雄自己的人生路向看，他追寻儒家圣义，不求闻达，当自己觉得不能见用于当世时，便著书立说以求传道于后世。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扬雄对韩非子的态度，是扬雄自己发扬孔子“人能弘道”的立世观念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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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看来，扬雄认为“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36)这是说，道、法、墨、阴阳诸家总是有这样那样的致命缺憾。与对这些思想家的批评式吸收不同，在《法言》中，扬雄对孔孟和儒家极度褒扬。比如，他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37)最为重要的是，扬雄与当时流行的今文经学家和谶纬学说以孔子为“素王”或“圣王”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孟子与孔子无异。扬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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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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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信之义；蹈，行之义。在扬雄看来，孟子不仅能立说传道，还能身体力行地弘道。与孟子相比，其他思想家只是以理性（“知”）析理与事，而孟子与孔子一样，智慧地生活，刚健地弘道。进一步地，扬雄还以孟子自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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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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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以批判杨朱、墨子学说为己任，其刚勇前行的姿态，正合孔子以弘毅君子为儒者的定位。扬雄认为今文学者和谶纬学说遮蔽了圣人之道，他想以孟子为榜样，拨云见日，呈现圣人之道的真面目，也算是延续孔子“志于道”和孟子“立乎其大者”的弘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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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如今研究者往往认为韩愈乃至朱熹之后，孟子在儒家和思想史上的地位才升高，以扬雄这样的评价看，此论有违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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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尚智”、“尚勇”的人生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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