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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从历史经验出发，认为人应该有“智”（智慧）的追求和运用。《问明》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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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杀身者，何其尚？”曰：“昔乎，皋陶以其智为帝《谟》，杀身者远矣；箕子以其智为武王陈《洪范》，杀身者远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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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陶对大禹建言“身修”、“知人”、“安民”、“九德”（均为《尚书·皋陶谟》条目）的平天下要旨，箕子向武王陈“五行”、“五事”、“八政”、“三德”（均为《尚书·洪范》条目）等为政之要，正是因为他们有着洞明幽微的“智”，并充分加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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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寡见》又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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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奔垒之车，沉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焉用智？”曰：“用智于未奔沉。大寒而后索衣裘，不亦晚乎？”(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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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天寒地冻才找保暖服装穿，实际上已经晚了的道理一样，如果灾难已经发生了，那智慧对灾难本身是无能为力的。在扬雄看来，智慧发挥最显著处，在于它能洞幽察微，防患于未然。扬雄劝诫哀帝“留意于未乱未战”，主张接纳匈奴使者，即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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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扬雄认为“智”之所用也要有度，他说，“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则不赘亏矣。”(42)法家所谓的“诈”、“术”，儒家所谓的章句，虽然也是“知”的运用，但由于用非其道，用了反倒会招致越来越多的坏处，甚至性命不保。因此，智之效能的发挥，首先在于它是否能够判别何处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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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是“尚智”还不够，人要成为人，还必须有“勇”。《渊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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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勇”。曰：“轲也。”曰：“何轲也？”曰：“轲也者，谓孟轲也。若荆轲，君子盗诸？”请问“孟轲之勇”。曰：“勇于义而果于德，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于勇也，其庶乎！”(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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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雄看来，荆轲之“勇”，与君子之德比起来，只能算是“大盗”之勇，是不值得提倡的。孟子之勇是德义之勇，植根于心灵深处，无论贫富、贵贱、生死，都不能改变其刚健的人生取向。其实，扬雄所谓的“勇”，还是孔子所说的“弘毅”和《易传》所主张的“刚健”，二者其实都是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人生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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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这样的勇与智融合于人生的进程，即是哲人的人生。《问明》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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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哲”。曰：“旁明厥思。”问“行”。曰：“旁通厥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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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是触类旁通的通明之智，“行”是各止其义的德行。二者相融而合，则人生即是知行合一的人生。很显然，这是扬雄对《尚书·说命》“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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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以成人的人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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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有关人性善恶的争论颇为复杂，儒家一脉中，孟子主善，荀子主恶。到了董仲舒那里，通过天人比附，认为性仁情贪，其所秉持的还是人性善。扬雄迥异于其前儒家有关人性的争论，而以性为善恶混立论。扬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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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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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扬雄的语气看，他不能肯定“气”是否就是人之所以为善为恶的载体。但是，他对人可以为善或为恶的途径——“修”（习），则抱有坚定的信念。也就是说，无论人之初的善恶相混是何种状态，人总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其质地和状态的。这点与他关于人生的“弘毅”主张是相通的。扬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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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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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君子有九思”，(47)其中就有扬雄所说的“视、听、言、貌”。而扬雄在此把孔子之“思”本身（理性、反省）与其他四者（感性）一起转化成“性之所有”，即“学”是通过对感性和理性的双重修正，达到除恶成善的“修性”目的。在扬雄看来，“修性”的目的即是“君子”。他说，“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48)虽然“学”了不见得一定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最终也不一定必然就成为君子，但如果不“学”，就肯定不会有善的结果。扬雄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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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誉以崇之，不倦以终之，可谓好学也已矣。(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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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扬雄把“学”看成是“修性”的基础。但仅仅有单纯的“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自省的旁通（“思”）、朋友的砥砺（“磨”）、舆论和制度的褒扬（“崇”）以及一以贯之的坚持（“终”），才能算是真正的“修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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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以孔子和颜渊的关系为例，来说明“修性”不仅是成善成君子，而且也是人生的“至乐”。扬雄认为，金子虽然由锻铸而成，但这比起颜渊之学于孔子，孔子之铸就颜渊的过程来，简直不值一提。因此，与学成君子求道为圣人的乐趣相比，那些因高位家财而有的乐趣，也不足道。《学行》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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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使我纡朱怀金，其乐可量也。”曰：“纡朱怀金者之乐，不如颜氏子之乐。颜氏子之乐也，内；纡朱怀金者之乐也，外。”或曰：“请问屡空之内。”曰：“颜不孔，虽得天下不足以为乐。”“然亦有苦乎？”曰：“颜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兹苦也，只其所以为乐也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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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扬雄的意思，一方面，他分别了内外之“乐”，认为成善求道之乐是源自心底的醇厚的内在成就之乐，而为官经商之乐是功利化的无根的外在之乐。另一方面，扬雄发掘出《论语》中孔颜关系的深层蕴含，认为为善成人的过程虽然艰苦，但这样的苦实质上蕴含了大乐。宋代的周敦颐强调儒者要寻“孔颜乐处”，说的不仅是“学”知之乐，也是为善成人的内在之乐。这样的乐，从人生的进程与结果看，其实即是今人屡屡申述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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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学以成人的内在理路，扬雄进一步认为，是否“学”，“学”所达到的境界如何，既是人禽之别，也是圣凡之别的根据。他说：“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又说：“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51)由于扬雄认为人性是善恶混的，则所谓放纵情欲与禽兽无别的说法里，隐含的依然是情欲为恶的意义。这点与先秦儒家有别，但却是后世儒家有关人之情性的主流看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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