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34480
1702034481
几，要之义；斁，厌之义。在扬雄看来，为政者所应孜孜而虑的是，能否让民众生有所养，壮有所事，死有所安；所应努力避免的是，老无所依，病无所养，死无所葬，田园荒芜，织机空置。很明显，扬雄的这种看法，是对孟子“制民之产”和《礼记·礼运》“小康”社会的综合论说。
1702034482
1702034483
再次，扬雄认为为政要不停地引导和教化民众过德性的生活。《先知》载：
1702034484
1702034485
为政日新。或问：“敢问日新。”曰：“使之利其仁，乐其义。厉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谓日新。”(56)
1702034486
1702034487
这是说，国家对于民众负有引导教化之责。但是，与法家主张以利诱民使民争利的主张不同，扬雄主张应以仁义作为民众的价值坐标，并不断以名誉和美德强化他们的德性意识，使得民众都自觉地感受到自我提高的成就感。这样的过程，即是“日新”其德的过程，也是为政的价值基础。为此，扬雄强调人君可以不学“律令”，但“君子为国，张其纲纪，谨其教化”。(57)在扬雄看来，法律与教化之间的关系，如同春萌秋杀的道理一样，必须要先教后“杀”。
1702034488
1702034489
第四，扬雄认为“恶政”是不得人心的。《先知》载：
1702034490
1702034491
或问“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谓三勤？”曰：“政善而吏恶，一勤也；吏善而政恶，二勤也；政、吏骈恶，三勤也。禽兽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谷人不足于昼，丝人不足于夜之谓恶政。”(58)
1702034492
1702034493
按照《法言·修身》中“乐天则不勤”的说法，勤是苦、忧之义。参照扬雄《法言·重黎》对秦汉社会政治和人物的评论，则他的这段话可说是对秦汉历史经验的总结。“政善而吏恶”、“吏善而政恶”、“政、吏骈恶”不仅会导致行政溃败，也会夺民之产。所谓禽兽食人之食，大概是针对秦汉皇帝的频繁游猎而发，而说土木夺人衣大概是对秦汉皇帝兴建宫殿而发。诸如此类政治举措，都会导致民众无休止地劳作却一无所获。这样的政治，当然是民之所恶的“恶政”了。
1702034494
1702034495
第五，扬雄认为为政应该实事求是。他说：
1702034496
1702034497
或问“政核”。曰：“真伪。真伪则政核。如真不真，伪不伪，则政不核。”(59)
1702034498
1702034499
所谓“政核”，即为政之实。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君臣不仅要名副其实，还要各负其责。此由孔子的“正名”而来。二是行政的审查核实之义。按照西汉政体，在宰相总领国务的情形下，皇室以及中央政府都必须受主管监察的御史的监督，地方官则受刺史的监督。此由西汉的政治实践而来。扬雄此论，出于理想化考虑，认为二者如果都能切实而行，则政治就能清明了。
1702034500
1702034501
（五）对谶纬学说的理性化对待
1702034502
1702034503
哀、平之际是谶纬思潮的泛滥期，扬雄身处其时，颇有感触。在《法言》中，扬雄基于儒家的理性主义立场，对其展开辨析。
1702034504
1702034505
首先，扬雄认为真正的儒者是明了天地人之间关系的。他说：
1702034506
1702034507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60)
1702034508
1702034509
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61)扬雄承续这样的理路，认为对人及人世没有深切的认知，而只知天地阴阳变化，那至多只能算是“伎”（通“技”），还不能成为“儒”。儒之为儒，最重要的是要“通”人。以此为参照，谶纬以符命论人事，即是不通“人”的表现。
1702034510
1702034511
其次，扬雄基于孟子“心之官则思”的说法，(62)认为心之作用深通幽妙，比神明之用有过之而无不及。《问神》载：
1702034512
1702034513
或问“神”。曰：“心。”请问之。曰：“潜天而天，潜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测者也。心之潜也，犹将测之，况于人乎？况于事伦乎？”(63)
1702034514
1702034515
人心其神矣乎？操则存，舍则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圣人乎？(64)
1702034516
1702034517
按照《问神》中“潜心于圣”之义，“潜”指的是深入认知，即今“潜心”之义。在扬雄看来，心所具有的认知功能，使得人若潜心于天地，即知天地阴阳之化。对于“神明”都没办法弄清楚的天地，心都能认知，更何况天地间的人世呢？这是扬雄针对谶纬动辄以符瑞来解释人世的情形而发，认为人自身具备了认知之心，谶纬的存在是没必要的。而人之所以热衷于谶纬，是因为人自己忘却了心的神妙之用。
1702034518
1702034519
再次，扬雄秉持儒家理性主义的可贵处在于，他连自己钦服的孟子也连带着怀疑和批判。《五百》载：
1702034520
1702034521
或问：“五百岁而圣人出，有诸？”曰：“尧、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处。汤、孔子数百岁而生。因往以推来，虽千一不可知也。”(65)
1702034522
1702034523
孟子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66)而谶纬也常以所谓天象来论皇帝的出现。对此，扬雄认为，尧、舜、禹都是圣人，却是君臣关系，文、武、周公都是圣人，却是父子关系，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五百岁之期的限定。用这样的道理来看，说不定一千年才有个圣人出现，也说不定一年就会同时出现许多圣人，哪有什么“五百岁而圣人出”的必然之理。
1702034524
1702034525
综合来看，如果与《周易》相较，《太玄》自有其诸多局限。但《太玄》的古奥难解，并非是扬雄的故弄玄虚，而是扬雄努力以迥异于今文经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尝试。从扬雄甘泊于清贫而作《太玄》和《法言》的弘毅努力看，纵观两汉儒者，与之比肩者有几？故桓谭说扬雄“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67)而从《法言》的诸多论述看，可知扬雄对先秦诸子的涵咏受用程度，并不逊于后世儒者。在论述士人何以安身时，扬雄说：“其为中也弘深，其为外也肃括，则可以禔身矣。”(68)“禔”为安之义。宋明儒者常讲“变化气质”和“气象”，而扬雄以“弘深”为内在修养，以“肃括”为外发气象，其清通简要之义，对后儒未尝没有启发之功。
1702034526
1702034527
1702034528
1702034529
[
上一页 ]
[ :1.7020344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