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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41 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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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43 光武帝明确提出要以谶纬决定政务,桓谭当面批驳谶纬离经叛道使皇帝大怒,他本人几乎因此丧命。在这种勉强保命的情况下,桓谭仕途不问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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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45 一、桓谭反对谶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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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47 桓谭如此固执反对谶纬的原因有两点:首先他认为谶纬之说不合先秦儒学的传统,其次则是谶纬之说在实际中并无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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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49 他在给光武帝的上疏中讲道:“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73)他反对当时所盛行的谶纬之说,第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合于先秦儒学的传统。所谓“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的确是儒家从最初便持有的宗教人文化立场。但先秦儒学的人文化立场与桓谭不同之处在于,先秦儒学倡导仁义之说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原始的宗教元素,只不过是予以忽略而已。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固然是先秦儒家的人文化的特征,但“祭如在”则是先秦儒学与传统信仰结合的另外一面。汉代盛行的谶纬信仰,已经不属于先秦官方所尊奉的信仰系统,而是来自民间,因此它缺少来自传统权威的支持。尽管个别的帝王对此信奉有加,也不妨桓谭等人将其排斥为绝对的异端。所谓“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关键之处在于“增益图书”,桓谭认为谶纬术士所言之所以虚妄,是因为他们缺少来自经典的支持。他指出,光武帝一方面排斥黄白之术,一方面又采纳谶纬之言,本身自相矛盾。桓谭的言外之意便是,谶纬同黄白术一样,都缺乏来自传统思想的合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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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51 从事实角度看,桓谭认为历史上信奉鬼神而忽略治道者下场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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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53 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伤。(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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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55 圣王治国,崇礼让,显仁义,以尊贤爱民为务。是为卜筮维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时日,而笃于事鬼神,多作庙兆,洁斋祀祭。牺牲淆膳之费,吏卒办治之苦,不可称道。为政不善,见叛天下。及难作兵起,无权策以自救解,乃驰之南郊告祷,抟心言冤,号兴流涕,叩头请命,幸天哀助之也。当兵入宫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渐台下,尚抱其符命书,及所作威斗,可谓蔽惑至甚矣!(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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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57 桓谭以楚灵王和王莽为例说明神鬼谶纬之说不足以作为治国的依托。敌人兵临城下,楚灵王依然歌舞祭祀,而王莽抱符命及所作威斗,最后两者都不免于兵败身死。以此为例,桓谭认为政治的关键依然取决于传统的仁义、礼法、明君、贤臣等因素,而不在于鬼神谶纬。至于谶纬偶然言中,桓谭认为不过是巧合:“天下有鹳鸟,郡国皆食之,而三辅俗独不敢取,取或雷电霹雳起。原夫天不独左彼而右此,杀鸟适与雷遇耳。”(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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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59 二、桓谭的感应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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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61 桓谭虽然反对淫祠和谶纬,但并没有完全否认天人感应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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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63 夫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逢明主贤臣智士仁人,则修德善政,省职慎行以应之,故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焉。……《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骄失政,士庶多邪心恶行,是以数有灾异变怪。又不能内自省视,畏天戒。遏绝其端,其命在天也。而反外考谤议,求问厥故,惑于佞愚,而以自诖误,而令患祸得就,皆违天逆道者也。(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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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65 与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不同在于:首先,灾异乃是天下常有,未必是上天谴告,只是衰世更为多见;其次,桓谭认为不应仅由天子一人为谴告负责,而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庶共同修身立德以转祸为福。他对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细节性修改,表现出他试图寻求人文教化同神道设教相贯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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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67 其中桓谭对于明堂的解说集中体现了他关于天人感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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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69 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天称明,故命曰明堂,为四面堂,各从其色,以仿四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王者作圆池,如璧形,实水其中,以环壅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转王道,周而复始。(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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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71 由此可见桓谭对传统多有继承,但对现实则不乏批判。他批判性的思考方式,使得桓谭在很多方面同汉代盛行的观念产生歧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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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73 刘歆致雨,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备设。谭问:“求雨所以为土龙,何也?”曰:“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缘其象类而为之。”难以“顿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针取芥”?子骏穷,无以应。(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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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75 刘歆以土龙、音律和诸多方术祈雨,他认为以土龙模拟真龙可以感应降雨。桓谭对此驳难道:“以假磁石尚且不能吸附细针,何况用土龙祈求降雨呢?”刘歆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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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77 桓谭关于感应的观念并不彻底,一方面他认可传统道德意义上天道和人事的关联,另外一方面他又反对以方术的形式来进行天人之间的沟通。基本上看来,他还是偏向于从仁义道德的角度来对待自然和社会中的灾异,而不认可通过纯粹的祭祀巫术等方术来解决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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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79 三、桓谭思想的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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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81 桓谭的思想在后世获得了很高评价,其中尤其以王充对其思想最为推重,受桓谭的影响也最深。王充对桓谭很多思想都有所继承,但两者最大的相似是对通行观点的批判态度。正因为气质上的共鸣,王充给予桓谭极高的评价:“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采玉者心羡于玉,钻龟能知神于龟。能差众儒之才,累其高下,贤于所累。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杰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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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83 桓谭对王充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适偶论、形神论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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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85 桓谭采用适偶论,是为了反驳谶纬学说的预言能力。他认为即便是谶纬对发生的事情有所吻合,也是出于巧合而不是必然。这样他实际上否认了在谶纬与现实事件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王充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解释商汤祈祷得雨事件的时候解释说:“由此言之,汤之祷祈,不能得雨。或时旱久,时当自雨,汤以旱久,亦适自责。世人见雨之下,随汤自责而至,则谓汤以祷祈得雨矣。”(81)王充的结论是:商汤祈祷之后的降雨,纯属偶然巧合,并不能证明天人之间存有某种感应关系。他指出:“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阳恩,人君赏其行;阴惠,天地报其德。无贵贱贤愚,莫谓不然。[不]徒见行事有其文传,又见善人时遇福,故遂信之,谓之实然。斯言或时贤圣欲劝人为善,著必然之语,以明德报;或福时适,遇者以为然。如实论之,安得福祐乎?”(82)在王充看来,传统上认为人的善良行为会受到上天赐福的观点,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劝人为善而编造的劝世之谈。实质上,他认为天地之间福祸际遇皆出于偶然。(83)比较而言,桓谭的适偶论否定的是谶纬的有效性,而王充则扩展到对整个传统的因果感应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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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87 桓谭对于形神问题的关注起源于对养生的思考:“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烛矣。如善扶持,随火而侧之,可无灭而竟烛。烛火无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又不能后然灺。灺,其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内外周遍,则气索而死,如火烛之俱尽矣。人之遭邪伤病,而不遇供养良医者,或强死,死则肌肉筋骨常若火之顷刺风,而不获救护,亦道灭,则肤馀干长焉。”(84)他较早提出了以烛火比喻形神不能分离的观点,(85)后来被王充所沿用:“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而耀不照,人死而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实。论者犹谓死[者]有知,惑也。人病且死,与火之且灭何以异?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谓人死有知,是谓火灭复有光也。”(86)桓谭以烛火论形神的目的是反对长生之说,而王充的火光形神论是为了论证死后无鬼,他们对于形神不能分离的立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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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4589 适偶论和烛火形神观,是后来批判思想家较为通用的两个观点,不仅见于汉代的桓谭、王充反对谶纬鬼神之说,后来还可见于范缜反对佛教。但它们并非中国思想的主流观念,传统的道德因果和形尽神存的观点,依然是更为常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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