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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虽然反对淫祠和谶纬，但并没有完全否认天人感应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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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逢明主贤臣智士仁人，则修德善政，省职慎行以应之，故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焉。……《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骄失政，士庶多邪心恶行，是以数有灾异变怪。又不能内自省视，畏天戒。遏绝其端，其命在天也。而反外考谤议，求问厥故，惑于佞愚，而以自诖误，而令患祸得就，皆违天逆道者也。(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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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不同在于：首先，灾异乃是天下常有，未必是上天谴告，只是衰世更为多见；其次，桓谭认为不应仅由天子一人为谴告负责，而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庶共同修身立德以转祸为福。他对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细节性修改，表现出他试图寻求人文教化同神道设教相贯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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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桓谭对于明堂的解说集中体现了他关于天人感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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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天称明，故命曰明堂，为四面堂，各从其色，以仿四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王者作圆池，如璧形，实水其中，以环壅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转王道，周而复始。(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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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桓谭对传统多有继承，但对现实则不乏批判。他批判性的思考方式，使得桓谭在很多方面同汉代盛行的观念产生歧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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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致雨，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备设。谭问：“求雨所以为土龙，何也？”曰：“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缘其象类而为之。”难以“顿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针取芥”？子骏穷，无以应。(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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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以土龙、音律和诸多方术祈雨，他认为以土龙模拟真龙可以感应降雨。桓谭对此驳难道：“以假磁石尚且不能吸附细针，何况用土龙祈求降雨呢？”刘歆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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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关于感应的观念并不彻底，一方面他认可传统道德意义上天道和人事的关联，另外一方面他又反对以方术的形式来进行天人之间的沟通。基本上看来，他还是偏向于从仁义道德的角度来对待自然和社会中的灾异，而不认可通过纯粹的祭祀巫术等方术来解决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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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桓谭思想的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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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的思想在后世获得了很高评价，其中尤其以王充对其思想最为推重，受桓谭的影响也最深。王充对桓谭很多思想都有所继承，但两者最大的相似是对通行观点的批判态度。正因为气质上的共鸣，王充给予桓谭极高的评价：“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采玉者心羡于玉，钻龟能知神于龟。能差众儒之才，累其高下，贤于所累。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杰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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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对王充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适偶论、形神论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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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采用适偶论，是为了反驳谶纬学说的预言能力。他认为即便是谶纬对发生的事情有所吻合，也是出于巧合而不是必然。这样他实际上否认了在谶纬与现实事件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王充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解释商汤祈祷得雨事件的时候解释说：“由此言之，汤之祷祈，不能得雨。或时旱久，时当自雨，汤以旱久，亦适自责。世人见雨之下，随汤自责而至，则谓汤以祷祈得雨矣。”(81)王充的结论是：商汤祈祷之后的降雨，纯属偶然巧合，并不能证明天人之间存有某种感应关系。他指出：“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阳恩，人君赏其行；阴惠，天地报其德。无贵贱贤愚，莫谓不然。［不］徒见行事有其文传，又见善人时遇福，故遂信之，谓之实然。斯言或时贤圣欲劝人为善，著必然之语，以明德报；或福时适，遇者以为然。如实论之，安得福祐乎？”(82)在王充看来，传统上认为人的善良行为会受到上天赐福的观点，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劝人为善而编造的劝世之谈。实质上，他认为天地之间福祸际遇皆出于偶然。(83)比较而言，桓谭的适偶论否定的是谶纬的有效性，而王充则扩展到对整个传统的因果感应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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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对于形神问题的关注起源于对养生的思考：“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烛矣。如善扶持，随火而侧之，可无灭而竟烛。烛火无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又不能后然灺。灺，其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内外周遍，则气索而死，如火烛之俱尽矣。人之遭邪伤病，而不遇供养良医者，或强死，死则肌肉筋骨常若火之顷刺风，而不获救护，亦道灭，则肤馀干长焉。”(84)他较早提出了以烛火比喻形神不能分离的观点，(85)后来被王充所沿用：“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而耀不照，人死而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实。论者犹谓死［者］有知，惑也。人病且死，与火之且灭何以异？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谓人死有知，是谓火灭复有光也。”(86)桓谭以烛火论形神的目的是反对长生之说，而王充的火光形神论是为了论证死后无鬼，他们对于形神不能分离的立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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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偶论和烛火形神观，是后来批判思想家较为通用的两个观点，不仅见于汉代的桓谭、王充反对谶纬鬼神之说，后来还可见于范缜反对佛教。但它们并非中国思想的主流观念，传统的道德因果和形尽神存的观点，依然是更为常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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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节大部分内容已刊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编之《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册），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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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3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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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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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第3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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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第3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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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第3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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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司马光：《太玄集注》，刘韶军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182页。下引《太玄》，皆出此书，只注页码，而标点略有改动者，不复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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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格”首与大壮卦相类，其原因在于：《玄错》说“格，不容”，（《太玄集注》，第183页）而《大壮》则意指阳气壮大，阴气消隐，故也可以说阳之刚健而不容阴。“徯”首与需卦相类的原因在于：《尔雅·释诂》说“徯，待也”，（周祖谟《尔雅校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页）而有待为“需”。扬雄说：“阳气有徯，可以进而进，物咸得其愿。”（《太玄·徯首》，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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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太玄·玄告》，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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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太玄·玄图》，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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