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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扬雄基于孟子“心之官则思”的说法，(62)认为心之作用深通幽妙，比神明之用有过之而无不及。《问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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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神”。曰：“心。”请问之。曰：“潜天而天，潜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测者也。心之潜也，犹将测之，况于人乎？况于事伦乎？”(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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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其神矣乎？操则存，舍则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圣人乎？(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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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问神》中“潜心于圣”之义，“潜”指的是深入认知，即今“潜心”之义。在扬雄看来，心所具有的认知功能，使得人若潜心于天地，即知天地阴阳之化。对于“神明”都没办法弄清楚的天地，心都能认知，更何况天地间的人世呢？这是扬雄针对谶纬动辄以符瑞来解释人世的情形而发，认为人自身具备了认知之心，谶纬的存在是没必要的。而人之所以热衷于谶纬，是因为人自己忘却了心的神妙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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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扬雄秉持儒家理性主义的可贵处在于，他连自己钦服的孟子也连带着怀疑和批判。《五百》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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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五百岁而圣人出，有诸？”曰：“尧、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处。汤、孔子数百岁而生。因往以推来，虽千一不可知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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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66)而谶纬也常以所谓天象来论皇帝的出现。对此，扬雄认为，尧、舜、禹都是圣人，却是君臣关系，文、武、周公都是圣人，却是父子关系，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五百岁之期的限定。用这样的道理来看，说不定一千年才有个圣人出现，也说不定一年就会同时出现许多圣人，哪有什么“五百岁而圣人出”的必然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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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如果与《周易》相较，《太玄》自有其诸多局限。但《太玄》的古奥难解，并非是扬雄的故弄玄虚，而是扬雄努力以迥异于今文经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尝试。从扬雄甘泊于清贫而作《太玄》和《法言》的弘毅努力看，纵观两汉儒者，与之比肩者有几？故桓谭说扬雄“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67)而从《法言》的诸多论述看，可知扬雄对先秦诸子的涵咏受用程度，并不逊于后世儒者。在论述士人何以安身时，扬雄说：“其为中也弘深，其为外也肃括，则可以禔身矣。”(68)“禔”为安之义。宋明儒者常讲“变化气质”和“气象”，而扬雄以“弘深”为内在修养，以“肃括”为外发气象，其清通简要之义，对后儒未尝没有启发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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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桓谭对儒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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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字君山，生卒年限尚无定论，目前考证多认可卒于36年，而生年在前35—前41之间。(69)他生年稍晚于扬雄，曾与扬雄交游，也同扬雄一样仕途坎坷。《后汉书》对此记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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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喜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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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汉书》的记载来看，桓谭身处世家，精于音律鼓琴。但同时他博学多通，熟习五经。他对经学的理解并不拘泥于章句训诂，而是取其大义；同时他对当时流行的谶纬儒学又多所批评。因此可以说他是游离于今古文之间的学者，结果是多被排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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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即位之时，“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71)王莽好谶纬符命，士夫纷纷伪造以迎合，而桓谭默然不作，自然无上进之阶。后光武即位，也笃信谶纬，桓谭上疏反对，光武帝颇为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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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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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明确提出要以谶纬决定政务，桓谭当面批驳谶纬离经叛道使皇帝大怒，他本人几乎因此丧命。在这种勉强保命的情况下，桓谭仕途不问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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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桓谭反对谶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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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如此固执反对谶纬的原因有两点：首先他认为谶纬之说不合先秦儒学的传统，其次则是谶纬之说在实际中并无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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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给光武帝的上疏中讲道：“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73)他反对当时所盛行的谶纬之说，第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合于先秦儒学的传统。所谓“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的确是儒家从最初便持有的宗教人文化立场。但先秦儒学的人文化立场与桓谭不同之处在于，先秦儒学倡导仁义之说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原始的宗教元素，只不过是予以忽略而已。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固然是先秦儒家的人文化的特征，但“祭如在”则是先秦儒学与传统信仰结合的另外一面。汉代盛行的谶纬信仰，已经不属于先秦官方所尊奉的信仰系统，而是来自民间，因此它缺少来自传统权威的支持。尽管个别的帝王对此信奉有加，也不妨桓谭等人将其排斥为绝对的异端。所谓“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关键之处在于“增益图书”，桓谭认为谶纬术士所言之所以虚妄，是因为他们缺少来自经典的支持。他指出，光武帝一方面排斥黄白之术，一方面又采纳谶纬之言，本身自相矛盾。桓谭的言外之意便是，谶纬同黄白术一样，都缺乏来自传统思想的合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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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实角度看，桓谭认为历史上信奉鬼神而忽略治道者下场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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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伤。(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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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治国，崇礼让，显仁义，以尊贤爱民为务。是为卜筮维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时日，而笃于事鬼神，多作庙兆，洁斋祀祭。牺牲淆膳之费，吏卒办治之苦，不可称道。为政不善，见叛天下。及难作兵起，无权策以自救解，乃驰之南郊告祷，抟心言冤，号兴流涕，叩头请命，幸天哀助之也。当兵入宫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渐台下，尚抱其符命书，及所作威斗，可谓蔽惑至甚矣！(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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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以楚灵王和王莽为例说明神鬼谶纬之说不足以作为治国的依托。敌人兵临城下，楚灵王依然歌舞祭祀，而王莽抱符命及所作威斗，最后两者都不免于兵败身死。以此为例，桓谭认为政治的关键依然取决于传统的仁义、礼法、明君、贤臣等因素，而不在于鬼神谶纬。至于谶纬偶然言中，桓谭认为不过是巧合：“天下有鹳鸟，郡国皆食之，而三辅俗独不敢取，取或雷电霹雳起。原夫天不独左彼而右此，杀鸟适与雷遇耳。”(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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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桓谭的感应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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