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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新论·辨惑》，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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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新论·遣非》，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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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新论·离事》，第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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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新论·辨惑》，第57页，标点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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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论衡·超奇篇》，见黄晖：《论衡校释》，第608—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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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论衡·感虚篇》，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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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论衡·福虚篇》，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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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参见《论衡·数偶篇》中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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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新论·祛蔽》，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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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庄子·养生主》薪火之说侧重的是“薪尽火传”，暗示形尽而神不灭，与桓谭之说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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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论衡·论死篇》，第8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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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八章 白虎观经学会议与《白虎通》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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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政治角度看，与西汉由黄老到儒家的治国方略不同，东汉光武帝立国“退功臣而进文吏”，(1)光武本人即是太学生，“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2)而帮他登基立业的“中兴”二十八将，近半数有经术文化的背景。这样的情形，使得刘秀在政权稳固后自述其治理策略时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3)因此，东汉政治可以说是自觉与儒学匹合的政治，儒生们也当然乐意在这样的政权中一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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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第四子明帝刘庄，十岁便通《春秋》，又从经学大师桓荣学《尚书》，其为政虽然深于法度，但对当世大儒却秉持儒家之仪。桓荣八十多岁，年老多病，明帝多次亲至其家问候起居，“入街下车，拥经而前，抚荣垂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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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章帝刘炟的时候，他“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简”，并且“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5)其实，章帝本人有极好的经学素养，当时很多今古文经学名儒都曾为其讲授各自所长。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章帝对古文大师贾逵恩信有加，以致“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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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汉武帝尊儒到光武崇儒的近两百年间，作为经学载体的章句，也发展至繁琐不堪。于是，皇帝和儒者们又不得不为减省章句而劳精费神。王莽时期，“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7)光武帝和明帝两朝都有减省章句以“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的企图。(8)同时，谶纬在社会政治运作中越来越有影响地发生效用，今古文经学合流也渐成大势。所有这些，使得章帝政权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来保证经典和经术本身的纯正性和权威性。于是，汉帝国第三次儒学会议——白虎观会议就应运而生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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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白虎观会议与《白虎通》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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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帝即位后的第四年，即建初四年（79），贾逵、班固等人上表，认为正在坐狱的杨终深通《春秋》，不宜久拘，杨终同时也上表自辩无罪。于是，杨终不仅出狱，还做了议郎。不久，他便上疏章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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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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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帝即位后的前二年，天灾不断，叛乱迭出，而当时“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11)到了第三年，叛乱被平定之后，班超也击溃了匈奴，章帝立窦贵人为皇后。第四年立太子，并重新任命三公。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章帝之初的社会政治渐趋平稳。而在皇太后马氏崩后，没有多少因素可以妨碍章帝自主作为一番。于是，章帝可以做光武帝和明帝都没有好好做的事——整饬经学，为后世立则。在此大背景下，杨终上表，正中章帝之怀。于是，章帝下诏说明要召开精英会议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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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戏，其勉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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