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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者，何也？谥之为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进劝成德，使上务节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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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是死后才有的，故它也可视为对一个人一生的言行进行盖棺论定。按照先秦礼制，“生无爵，死无谥”，(49)则“谥”是高位之人（有爵位者）的特权。对君主而言，“谥”号意味着后人对其作为帝王的业绩的总评判，为善者得“善谥”，如“慈惠爱民谥曰文，刚强理直谥曰武”；(50)作恶者得“恶谥”，如“贼人多杀曰桀，残义损善曰纣”。(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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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记载看，汉代有许多臣子因为不满君主的德行和行政方式，而直接上表谴责君主，如汲黯之对汉武帝，谷永之对成帝。（事见《汉书》之《汲黯传》和《谷永传》）这样的历史情形，是有其历史和思想根源的，即先秦的“士为王者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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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白虎通》虽然是为专制权力提供论证的文本，但通过对其中的条理分析，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汉代儒者政治意识中隐隐的平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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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姓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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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不仅有姓有名，还有氏和字，以及官衔、死后的谥号和追赠，甚至自号之类，颇为复杂。《白虎通》对由姓、氏、名、字四者组成的“姓名”系统进行了简要的辨析，《姓名》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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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为重人伦也。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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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第一句话意思颇为重要，即“姓”是万物关系的一种人世表征，表明人是有德性的物类。与我们现在的姓名或姓氏的概念不同，在中国文化形成阶段的殷周剧变时期，姓氏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它不仅是重要的封赏分配制度，而且“同姓不婚”更是周代与殷代制度差异的重要内容。《白虎通》秉承其旨，说明姓是人世的情感与伦理得以形成的重要符号系统。按照汉儒的理解，人世之所以有百家之姓，是因为人由五行之常而生，又同“宫、商、角、徵、羽”五律相匹，五五二十五，再与四时相应以乘，以致人世的音声悉备，而以百数为征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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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姓名》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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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闻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为善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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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纪，尊事人者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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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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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三代时期，氏的形成与功德和封邑息息相关，氏之名称往往是由父辈的字、封地名、谥号、官位等而来。父辈的功德如何，直接影响到一个宗族的地位和声望。故《白虎通》说，由“氏”就能知道一个人乃至其宗族的德行和社会地位如何（“闻其氏即可知其德”）。这样的风俗制度，目的是鼓励人在保持良好德行的前提下去建功立业。反过来，建立了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功业，又会促进人对德行和荣誉的保持和提升。此即“勉人为善”的潜在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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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虽然每个“名”的形成及其意思可能有所不同，但都会因其“名”之字的意义而标示出某些涵义与己相关的重要内容。《白虎通》详细追究了历史上许多圣人与士人之“名”形成的不同情境与意义，最后复归于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主旨，认为任何人“名”都应该“名顺其文质”。(57)至于“字”，《白虎通》又采纳属今文的《春秋》公羊学和《礼记》的说法，认为它是表明一个人成人后的德行和功业。(58)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女性也有“字”，但一般是十五岁之后。古人无论男女，多以“伯仲叔季”来标示长幼之序，而人的“字”也多采用“伯仲叔季”中的某个字，以见其在家族中的长幼之序。(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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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光辉的“姓”无疑是周朝的“姬”姓。以周文王为例，文王有十个儿子，长子是伯邑考，余者还有武王发、周公旦、管叔鲜、蔡叔度等，最小的是南季载。由于他们都姓姬，则周、管、蔡、南等是封邑成“氏”，鲜、度、载与其各自的长幼序列称谓相连，即成其“字”。由此可见，作为一种文化和制度，姓名系统在周朝之初就已经很完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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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侯爵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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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承续先秦礼制思想，认为爵位制度也是由天人关系而来。《爵》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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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质家者据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据地，故法五行。(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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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重要的历史文化背景需要了解。古人基本上都以虞夏尚“质”、殷周尚“文”来理解三代文化的内涵，但是，与郁郁之文的周代相较，殷商文化又显得是“质”有余而“文”不足。按照质天为先、法地为后的序列，殷在周前，则五等周爵自然比三等殷爵更为精致而文了。《白虎通》在此综合今古文家以及谶纬学说对爵位的看法，一方面它取《礼纬·含文嘉》“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之说，以公侯伯三爵为法天的殷“质”，是日月星三光的人世化体现，这其实也是今文家的看法；另一方面，它又不排斥古文家对周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理解，认为五等爵是五行的人世化体现。(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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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溯爵位的历史渊源后，《白虎通》取了今文家的说法，认为公、卿、大夫是介入政府运作的“内爵”，并以此来对汉代中央政府的结构框架作了解释。《爵》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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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卿、大夫，何谓也？内爵称也。内爵称公、卿、大夫何？爵者，尽也，各量其职，尽其才也。公之为言公正无私也；卿之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为言大扶，扶进人者也。(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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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爵”之“尽”义、“卿”之“章”义，都是古义。《白虎通》依据儒家的为政理念，认为公、卿、大夫这样的政府职位都有其德性（“公正无私”）、能力（“章善明理”）、心胸境界（延引贤达）的要求。另一方面，“爵”本身隐含的要求是，不仅政府要量才授职，参政者本身也要各尽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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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汉代的具体情况而言，汉初有个不成文规定，任丞相者应是公侯。可自公孙弘布衣入相封平津侯后，汉代“公侯入相”的制度便破了个缺口，即布衣入相而侯。故司马贞特引班固之说强调说“丞相封侯，自弘始也”。(63)这也是儒生参政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自西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置大司马大司空与丞相鼎立分权以后，汉代中央政府的结构框架即为名副其实的三公九卿制了。《白虎通》认为，这样的设置是“顺成天道”。《封公侯》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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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虽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虽至灵，必有山川之化。圣人虽有万人之德，必须俊贤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顺天成其道。(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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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天地之理，天的至上性必须借助日月等才能体现出来。同理，圣人即便集中了所有人的德行优点，也必须借助贤达的三公九卿才能完成其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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