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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与现实政治运作密切相关的“内爵”外，汉代最初承续的是秦二十等爵制。一般而言，汉代女性无爵，这是因为“夫尊于朝，妻荣于室，随夫之行”。(65)在二十等爵中，八级爵位以下是民爵，没什么实际意义，大多是遇到重大庆典时，君主所赐予的，故汉代有时是全民皆爵；九级以上则不一样，多有受赐田宅、奴婢、车马等特权。(66)其实，二十个等爵名号，即是二十个荣誉与利益相融合的价值坐标。在这样的坐标中，几乎每个汉代人都会成为其中的某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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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对名号或某一主题进行历史的、制度的、理论的追溯，正是《白虎通》对四十四个主题进行论说的基本方式。但是，与儒者对远古圣人之世的理想化追求不同，《白虎通》这样的追溯不是要证明现实制度的不合理性。相反，它试图通过这样的追溯来呈现每个主题所具有的历史的、制度的、德性的多重意蕴，并以此说明现行制度的合理性，以及人们遵循它的必要性。又由于在此过程中，儒者采纳了今文、谶纬、古文等各派的观点，则《白虎通》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当时儒者对各种不同知识和思想进行整合的努力。正如前文指出的，这种努力与章帝本人的帝业构想，几乎是不谋而合。从另一面看，白虎观会议“连月乃罢”，如果仅仅是争论不休所致，而非努力整合达成共识，则凡遇疑义，章帝自己照“石渠故事”进行裁决即可，似乎没必要耗费太多时间。如果再比照章句之学的每经动辄几十万言的章句规模，则《白虎通》以区区五万多言，辨析汉帝国社会、政治、军事、思想、风俗等各类主题，也可视为当时儒者试图改变经学繁琐弊端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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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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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中的情性理论，直接的思想资源是《春秋》公羊学和谶纬学说，间接的思想资源则是先秦儒家和阴阳五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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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自然人的意义上，《白虎通》认为情性是与阴阳六气匹配而生的。《性情》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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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情者，静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故《钩命决》曰：“情生于阴，欲以时念也；性生于阳，以就理也。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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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与《公羊》家的看法相似，《白虎通》认为性阳情阴，性仁情贪。二是与先秦儒家性静情动的看法不同，《白虎通》认为性生情静。这里的“生”，是气之所生，其意是说性与“生”俱有，在人之“形兆”形成的过程中，性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具有主导意味的“阳”之“理”。《礼记·乐记》以性为静，情由欲引而动，这样的理论在教化层面具有的意义是，对欲进行有效的规制即可达到对性的涵养。《白虎通》以情静性生的意义在于，它把具有外在强制倾向的礼对“欲”的规制，转化成人内在的主动的自理，即人之去恶为善，应该遵循“阳”动“阴”随之理。故它引《钩命决》说，情是由当下的欲望牵念而动的，而性是内在的主导之理，具有“仁”的内涵。其潜台词是，情之动应随性之理，以至于善。在这个意义上，《白虎通》实际上是倾向于“性善”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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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社会人的意义上，《白虎通》明确地把“性”伦理化，把“情”情感化。《性情》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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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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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情者，何谓也？喜怒哀乐爱恶谓六情，所以扶成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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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以五，情所以六何？人本含六律五行之气而生，故内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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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白虎通》很简洁地处理了性五情六的问题，即性情之数是自然而然的。由“五行六律”到“五藏六府”，是天人相应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既是天人关系的逻辑延伸，也是社会人所以为人的根据所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与仁义礼智信五常，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性情》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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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藏者，何也？谓肝、心、肺、肾、脾也。……五藏，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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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府者，何谓也？谓大肠、小肠、胃、膀胱、三焦、胆也。府者谓五藏宫府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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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禀气。胃者，谷之委也，故脾禀气也。膀胱者，肾之府也。肾者主泻，膀胱者常能有热，故先决难也。……胆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胆断焉。是以仁者必有勇也。肝胆异趣，何以知相为府也？肝者，木之精，木之为言牧也，人怒无不色青目张者，是其效也。大肠小肠，心肺之府也。主礼义，礼义者，有分理，肠亦大小相承受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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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的说法是《白虎通》对黄老道家、医学和今文家相关思想的综合。这些我们今天在医书上才会见到的名词，在古人那儿可能是再平常不过的常识，并以其为申发的概念。而从其论说的理路看，其中虽有不少中医学内容，却也显现出浓郁的比附说理的痕迹。(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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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文社会人之性情的逻辑，既然五藏六府是情性所能出入的自然途径，则它们各自的功能发挥即是性情扶成关系的关键所在。《白虎通》认为，肺是金之精，以鼻之呼纳为征候，而鼻之高隆之态，象金之所集，故能集义决断，其功能为吐纳；心为火之精，火指南方之阳，阳尊在上，阴卑在下，故主礼；而大肠、小肠为心肺之府的原因是二者具有对大小之物的受理功能，蠕动而得其精髓；脾为土之精，功能是积精气，土生物无私，故主信，而胃是脾之府的原因是它能化“气”之精华体——谷物；肾为水之精，智者进退自如，如水流而不滞，故主智，其功能是泻，而膀胱是肾之府的原因在于它能决流疏导；三焦是水谷之“气”在人体里通途（“络”）的主要接合点，故为“包络府”；肝为木之精，木为东方，其阳动万物始生，故有仁之质，而胆为其府的原因是仁者不忍，必以胆断，二者互相匹配，仁中才会有勇。至今，我们经常使用的成语“肝胆相照”，要突出的还是这种仁勇兼备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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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白虎通》的性情理论与其前的性情理论差别颇大。先秦乃至《春秋》公羊学的性情说，注重性之呈现与情或欲之限制关系，其中的关键是礼乐的运用。而《白虎通》以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进程立论，认为性情辅成关系的关键在于，人在这个进程中要遵循阴阳之理而调适自身的日常生活。其以五脏六府而论五性六情的潜在意义是，人只有自我培育成身心健康的人，性情才会和谐，伦理德性才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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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白虎通》作为集体议论的结果，没有排斥古老的礼乐化情思想，因此说：“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乐所以荡涤，反其邪恶也，礼所以防淫佚，节其侈靡也。”(73)很显然，这是它对先秦儒家思想的接纳，但其中已经融入了自己的“五常之性”。而这正可视为它努力整合不同思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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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化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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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最为后人注目之处是它的教化与“三纲六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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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主张教化，与他们对经典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五经》篇说：“经所以五者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74)这是说，根据天的五行之理，人也有五常之道。而“经”是这些道的载体，故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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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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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五经”认同是先秦就有的。但是，由于“学以治性，虑以变情”，(76)则学“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功利，而是为了“教人成其德”。况且，六经本身就具有这样的效用，即所谓“温柔宽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词比事，《春秋》教也。”(77)这是汉代广泛认可的“六经”功用。在汉儒看来，这样的学习教化是成人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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