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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除繁琐之外，在经学演进的进程中，当恪守师法和家法的儒者们强化以章句等方式作为传经途径的同时，也削弱了儒者的传道功用。正如班固所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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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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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当习经者所学的大多为经师的个人见解时，经之“大体”就很难得到阐明。而最为致命的是，“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这样，习经者不知不觉地局限于所习章句，经典本身所具有的根本思想（“道”）则隐而不显，而作为传道载体的师者的传道之功随之弱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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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就今文经学本身而言，其所谓今文经学十四家，是因为政治因素的影响使所谓经中的“微言大义”得以确定的，并非基于儒学发展本身的要求而以“实事求是”的学理辨析而有。而随着古文经学在两汉之际的发展，作为儒学发展本身重要内容的古文经在儒者那里也逐步被重视起来，从而对今文经学原有的地位形成很大的冲击。这点在第四、六章中已经有所论述，在此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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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注意的问题是，就整个汉代儒学的演进进程来看，作为经学源头的五经，其内涵和功用也非今文一脉的学习和阐释就可穷尽，更何况今文之盛与政治和利禄之途息息相关。因此，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当东汉的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大势不能为儒者的经世致用提供足够的时空情境时，转而对儒学发展本身的“实事求是”的追溯，对五经自身源流的切实探求，成为儒者努力的趣向。而这样的努力，必须有待于“通才”、“通儒”才可能实现。从经学的角度讲，这就是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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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古文经学合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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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诸史籍，今古文经学合流的原因，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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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合流的最基本要素乃是因为二者的源头都是五经，而今文经学发轫之初，今文家大多是通多经的“通学”大儒，非如今文经学发达以后，学者多通一经而已。由此可见，通习多经是汉代经学本有的传统。且据《汉书》诸传所载，择要举其例证综述并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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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喜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及使喜从田王孙受《易》。(17)是为今文《易》孟氏通多经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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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18)是为今文经学未定之时，儒生通多经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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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19)是为《尚书》诸家通多经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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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20)是为今文《诗》家通多经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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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21)是为今文经学正定之时，作为“裁判”的名儒通多经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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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禹及壮，“至长安学，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久之，试为博士。”(22)张禹所传《论语》被誉为“张侯论”，是为博士通经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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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例，都在石渠阁会议正定今文十四家之前。由此可见今文经学形成之前或之初，今文家都非师法、家法发达后的通一经以获利禄之人。这样也就为以后的今古文经学的合流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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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东汉朝对“通人”、“通才”、“通儒”之学的追求，以克服今文经学中出现的只通一经一艺之弊端的局限，促使儒者打破今文经学的师法、家法束缚，从而为今古文经学的合流提供了学术氛围。下面择要录举东汉儒者兼习今古文以成其“通”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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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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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丕：“性沉深好学，孳孳不倦，遂杜绝交游，不答候问之礼。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为当世名儒。……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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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褒：“结发传充业（父曹充善庆氏《礼》），博雅疏通，尤好礼事。……昼夜研精，沉吟专思。……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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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安：“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时人称曰：‘欲知仲桓问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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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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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曾：“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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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列诸人，除桓谭外，都是本书前后文未曾论及的“通人”，其他如王充、扬雄、郑兴、贾徽、贾逵、郑玄等“通儒”或于前文已论，或于后文述及，在此略而不录。而今古文经学的合流，在“通”经的意义上，可以视为东汉儒者试图向作为整体的儒学复归。关于通人之学，王充所论颇为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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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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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那些通一经以求利禄的儒者，在王充那里是被鄙薄的。王充所注重的是，“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记诵经传只是基本功夫，能把记诵的知识转化成为文致用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儒者，即“鸿儒”。故他以为：“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30)当然，这只是王充个人基于当世情形而作出的判断，而从整个汉代经学发展的脉络看，东汉儒者之所以多能融合今古文之学，与东汉时期“通经”、“通儒”之学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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