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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今古文经学合流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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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东汉后期经学的发展情势而言,从史籍记载来看,贾逵、许慎、马融、郑玄可视为今古文经学合流的代表。他们都是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同时又都研习今文经学。遗憾的是,他们的经学著作大多散逸了。由于史料阙如,在此仅对贾、许、马三人对经学的贡献稍作述介。郑玄留待后文专节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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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逵(30—101),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今陕西咸阳),生于儒学世家。其九世祖为西汉名儒贾谊,“曾祖父光,为常山太守。……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31)可见其父不仅“学无常师”,还融通今古文之学。贾逵在这样的家世背景下,“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文经学者,同时又兼通五家《穀梁》之说。”(32)在白虎观会议上,他曾与李育反复论难。因为“不修小节,当世以此颇讥焉,故不至大官”。(33)到了六十多岁时,才被委任为左中郎将、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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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逵对于经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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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进一步阐明了属于古文经学的《左传》的价值。贾逵除了为《左传》和《国语》作过共五十一篇《解诂》外,还应章帝之命,写出论《左传》比《公羊传》和《穀梁传》更有深义的篇章,《后汉书》载其章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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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七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于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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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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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贾逵的论述,《左传》之所以优于其他二传,一是因为它有更多的内容符合儒学的政治伦常,如君臣父子的纲纪,强干弱枝,劝善戒恶等;二是它能为刘汉政权作合理的论证,如能与图谶相符,证明刘氏为尧后,汉为火德之类;三是《左传》承续儒家伦常和有益于现实政治的双重效用,正是其他二传所缺乏的。在贾逵看来,刘歆虽然“轻移太常”,但那也不能说明《左传》的“大义”有亏。《易》、《书》等经都不偏废三家之传以立于学官,对《春秋》三传却偏尊《公羊》、《穀梁》而废《左传》,这显然有失公允。需要说明的是,贾逵强以属于今文经学的图谶与古文经学《左传》相符来为刘汉政权作附会论证,事实上丧失了儒者本有的品格。对此,范晔在其传后“论”中说:“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35)也许,这是风气所致,不能苛责贾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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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贾逵发扬了古文经学的史识特质。如上引章奏中,贾逵认为三传的差异,如同《易》、《书》诸家之学所具有的差异一样,都是“损益随时”而然,其效用价值在于能为时所用,如果只强调各自的长处,而攻击对方的短处,只会造成“冤抑积久,莫肯分明”的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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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贾逵会通今古文经学,对今古文诸经作了比较研究,不仅在文本上有正本清源之效,在义理上也有异同的辨析。《后汉书·贾逵传》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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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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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贾逵不仅精通今古文经传,还精通“小学”,后世以“通儒”称之,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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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贾逵通过展现自己的博通之学,促进了古学的光大。贾逵融通今古文的著作,对经学的光大自不待言。在现实社会政治中,因为贾逵的努力,朝廷也为古学的传播提供了支持。《后汉书·贾逵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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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初元年,即公元76年,章帝)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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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初)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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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贾逵对融通今古文经学尤其是光大古文经学居功至伟。也正因为有了如贾逵这样的博通之儒的努力,儒学在东汉后期才能承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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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贾逵在经学、教育和现实政治中的三重影响,马融对经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培育后学和注经的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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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今陕西兴平),东汉名将马援的侄孙,父马严为将作大匠。“为人美辞貌,有俊才。”马融现实生活乏善可陈,由于羡慕权贵生活,应大将军邓骘之召,又不能与外戚坚决斗争,为跋扈将军梁冀作章奏诬陷名臣李固。更为士林所羞的是,马融“尝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38)不过,由于马融长期在皇家藏书处东观校书,他在博览经传之余,也遍注群经。《后汉书·马融传》记载说他“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大多散逸不存了。范晔还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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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融)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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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现出马融对自己的学问有强烈的自信。马融注经,可从唐人所作注疏中略知一二。从收集辑佚的情况看,《尚书正义》中所存的马融之注较多,他对今古文家之注并不偏废,多有录存,但因为是只言片语,已无法知悉其学问概貌。贾公彦《周礼正义》之《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以马融自述的口吻论贾逵和郑众《周官》之“解”:“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阙。然众时所解说,近得其实。”并例举郑众若干错误,终而说自己年六十后才得以倾心完成《周官传》。(40)从其行文来看,马融的《周官传》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作的,不然他不会说要“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阙”,而后还会辨析郑众所说为何有误。显然,这是不偏废某家而存其真的态度,但存其真并不意味着马融自己就认可其错误的存在,故又费心辨析其是非。这大概就是他自诩的“既精既博”吧。以此,马融的精与博是超越了今古文流派的分野,而注重博采诸家,以见其实,再求真求是。虽然这样的学问态度与其人生情态形成鲜明对比,但我们还是不能因其人而废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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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融对经学的另一个贡献是培育了诸多弟子,其本传记载说:“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虽然郑玄也转益多师,但据郑玄本传记载,当郑玄辞别马融后,“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41)可见郑玄是深得马融之学的,而后郑玄也遍注群经,并多如马融注经那般,博采众家,而后辨析是非,标注己意。此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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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贾逵和马融不同,许慎对经学的贡献主要是他的两部著作:《五经异义》和《说文解字》。前者散佚,后者完存至今。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关于许慎的记载只是几行字,连生卒年月都没有。清人陈寿祺对《五经异义》作了辑佚,成《五经异义疏证》,从中可以窥见许慎注经之方法,多为每一问题后录存诸家之说,再提出自己的看法。至于《说文解字》,自唐代以后,即被视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经典著作。到了清代,《说文解字》更成为乾嘉时期的显学。所应提及的是,虽然《说文解字》现今多被当做文字、音韵、训诂三学的经典去看待和研究,但按照乾嘉学人的看法,“夫学必以通经为要,通经必以识字为基”,(42)“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诂训之外者也。”(43)“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44)则《说文解字》的功用,不仅是小学的经典,还是理解经传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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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明了他著作的原因和目的,一方面是当时儒生中不仅少见“通学”者,有的甚至以“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如此“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自然会导致“是非无正”而使学者疑窦丛生。故他作《说文解字》是“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目的是“将以理群类,晓学者,达神恉”。另一方面,许慎认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迹而不可乱也’。”(45)则《说文解字》不仅要有助于读经、解经,还要发挥传承历史、思想、文化之功,以有助于“王政”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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