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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诸史籍，今古文经学合流的原因，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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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合流的最基本要素乃是因为二者的源头都是五经，而今文经学发轫之初，今文家大多是通多经的“通学”大儒，非如今文经学发达以后，学者多通一经而已。由此可见，通习多经是汉代经学本有的传统。且据《汉书》诸传所载，择要举其例证综述并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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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喜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及使喜从田王孙受《易》。(17)是为今文《易》孟氏通多经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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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18)是为今文经学未定之时，儒生通多经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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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19)是为《尚书》诸家通多经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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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20)是为今文《诗》家通多经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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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21)是为今文经学正定之时，作为“裁判”的名儒通多经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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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禹及壮，“至长安学，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久之，试为博士。”(22)张禹所传《论语》被誉为“张侯论”，是为博士通经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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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例，都在石渠阁会议正定今文十四家之前。由此可见今文经学形成之前或之初，今文家都非师法、家法发达后的通一经以获利禄之人。这样也就为以后的今古文经学的合流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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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东汉朝对“通人”、“通才”、“通儒”之学的追求，以克服今文经学中出现的只通一经一艺之弊端的局限，促使儒者打破今文经学的师法、家法束缚，从而为今古文经学的合流提供了学术氛围。下面择要录举东汉儒者兼习今古文以成其“通”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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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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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丕：“性沉深好学，孳孳不倦，遂杜绝交游，不答候问之礼。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为当世名儒。……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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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褒：“结发传充业（父曹充善庆氏《礼》），博雅疏通，尤好礼事。……昼夜研精，沉吟专思。……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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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安：“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时人称曰：‘欲知仲桓问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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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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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曾：“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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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列诸人，除桓谭外，都是本书前后文未曾论及的“通人”，其他如王充、扬雄、郑兴、贾徽、贾逵、郑玄等“通儒”或于前文已论，或于后文述及，在此略而不录。而今古文经学的合流，在“通”经的意义上，可以视为东汉儒者试图向作为整体的儒学复归。关于通人之学，王充所论颇为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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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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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那些通一经以求利禄的儒者，在王充那里是被鄙薄的。王充所注重的是，“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记诵经传只是基本功夫，能把记诵的知识转化成为文致用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儒者，即“鸿儒”。故他以为：“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30)当然，这只是王充个人基于当世情形而作出的判断，而从整个汉代经学发展的脉络看，东汉儒者之所以多能融合今古文之学，与东汉时期“通经”、“通儒”之学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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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今古文经学合流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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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东汉后期经学的发展情势而言，从史籍记载来看，贾逵、许慎、马融、郑玄可视为今古文经学合流的代表。他们都是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同时又都研习今文经学。遗憾的是，他们的经学著作大多散逸了。由于史料阙如，在此仅对贾、许、马三人对经学的贡献稍作述介。郑玄留待后文专节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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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逵（30—101），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今陕西咸阳），生于儒学世家。其九世祖为西汉名儒贾谊，“曾祖父光，为常山太守。……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31)可见其父不仅“学无常师”，还融通今古文之学。贾逵在这样的家世背景下，“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文经学者，同时又兼通五家《穀梁》之说。”(32)在白虎观会议上，他曾与李育反复论难。因为“不修小节，当世以此颇讥焉，故不至大官”。(33)到了六十多岁时，才被委任为左中郎将、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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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逵对于经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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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进一步阐明了属于古文经学的《左传》的价值。贾逵除了为《左传》和《国语》作过共五十一篇《解诂》外，还应章帝之命，写出论《左传》比《公羊传》和《穀梁传》更有深义的篇章，《后汉书》载其章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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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七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于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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