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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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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贾逵的论述，《左传》之所以优于其他二传，一是因为它有更多的内容符合儒学的政治伦常，如君臣父子的纲纪，强干弱枝，劝善戒恶等；二是它能为刘汉政权作合理的论证，如能与图谶相符，证明刘氏为尧后，汉为火德之类；三是《左传》承续儒家伦常和有益于现实政治的双重效用，正是其他二传所缺乏的。在贾逵看来，刘歆虽然“轻移太常”，但那也不能说明《左传》的“大义”有亏。《易》、《书》等经都不偏废三家之传以立于学官，对《春秋》三传却偏尊《公羊》、《穀梁》而废《左传》，这显然有失公允。需要说明的是，贾逵强以属于今文经学的图谶与古文经学《左传》相符来为刘汉政权作附会论证，事实上丧失了儒者本有的品格。对此，范晔在其传后“论”中说：“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35)也许，这是风气所致，不能苛责贾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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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贾逵发扬了古文经学的史识特质。如上引章奏中，贾逵认为三传的差异，如同《易》、《书》诸家之学所具有的差异一样，都是“损益随时”而然，其效用价值在于能为时所用，如果只强调各自的长处，而攻击对方的短处，只会造成“冤抑积久，莫肯分明”的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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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贾逵会通今古文经学，对今古文诸经作了比较研究，不仅在文本上有正本清源之效，在义理上也有异同的辨析。《后汉书·贾逵传》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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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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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贾逵不仅精通今古文经传，还精通“小学”，后世以“通儒”称之，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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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贾逵通过展现自己的博通之学，促进了古学的光大。贾逵融通今古文的著作，对经学的光大自不待言。在现实社会政治中，因为贾逵的努力，朝廷也为古学的传播提供了支持。《后汉书·贾逵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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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初元年，即公元76年，章帝）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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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初）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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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贾逵对融通今古文经学尤其是光大古文经学居功至伟。也正因为有了如贾逵这样的博通之儒的努力，儒学在东汉后期才能承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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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贾逵在经学、教育和现实政治中的三重影响，马融对经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培育后学和注经的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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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今陕西兴平），东汉名将马援的侄孙，父马严为将作大匠。“为人美辞貌，有俊才。”马融现实生活乏善可陈，由于羡慕权贵生活，应大将军邓骘之召，又不能与外戚坚决斗争，为跋扈将军梁冀作章奏诬陷名臣李固。更为士林所羞的是，马融“尝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38)不过，由于马融长期在皇家藏书处东观校书，他在博览经传之余，也遍注群经。《后汉书·马融传》记载说他“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大多散逸不存了。范晔还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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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融）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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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现出马融对自己的学问有强烈的自信。马融注经，可从唐人所作注疏中略知一二。从收集辑佚的情况看，《尚书正义》中所存的马融之注较多，他对今古文家之注并不偏废，多有录存，但因为是只言片语，已无法知悉其学问概貌。贾公彦《周礼正义》之《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以马融自述的口吻论贾逵和郑众《周官》之“解”：“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阙。然众时所解说，近得其实。”并例举郑众若干错误，终而说自己年六十后才得以倾心完成《周官传》。(40)从其行文来看，马融的《周官传》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作的，不然他不会说要“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阙”，而后还会辨析郑众所说为何有误。显然，这是不偏废某家而存其真的态度，但存其真并不意味着马融自己就认可其错误的存在，故又费心辨析其是非。这大概就是他自诩的“既精既博”吧。以此，马融的精与博是超越了今古文流派的分野，而注重博采诸家，以见其实，再求真求是。虽然这样的学问态度与其人生情态形成鲜明对比，但我们还是不能因其人而废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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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融对经学的另一个贡献是培育了诸多弟子，其本传记载说：“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虽然郑玄也转益多师，但据郑玄本传记载，当郑玄辞别马融后，“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41)可见郑玄是深得马融之学的，而后郑玄也遍注群经，并多如马融注经那般，博采众家，而后辨析是非，标注己意。此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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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贾逵和马融不同，许慎对经学的贡献主要是他的两部著作：《五经异义》和《说文解字》。前者散佚，后者完存至今。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关于许慎的记载只是几行字，连生卒年月都没有。清人陈寿祺对《五经异义》作了辑佚，成《五经异义疏证》，从中可以窥见许慎注经之方法，多为每一问题后录存诸家之说，再提出自己的看法。至于《说文解字》，自唐代以后，即被视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经典著作。到了清代，《说文解字》更成为乾嘉时期的显学。所应提及的是，虽然《说文解字》现今多被当做文字、音韵、训诂三学的经典去看待和研究，但按照乾嘉学人的看法，“夫学必以通经为要，通经必以识字为基”，(42)“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诂训之外者也。”(43)“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44)则《说文解字》的功用，不仅是小学的经典，还是理解经传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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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明了他著作的原因和目的，一方面是当时儒生中不仅少见“通学”者，有的甚至以“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如此“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自然会导致“是非无正”而使学者疑窦丛生。故他作《说文解字》是“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目的是“将以理群类，晓学者，达神恉”。另一方面，许慎认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迹而不可乱也’。”(45)则《说文解字》不仅要有助于读经、解经，还要发挥传承历史、思想、文化之功，以有助于“王政”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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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今文经学的余辉——何休的公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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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范晔所论，汉末之世是“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46)何休即是于此情境中为《春秋》公羊学张目，试图以学术挽救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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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129—182），字劭公，任城樊人（今山东兖州），父豹曾为掌管皇家财政的少府（九卿之一）。古有荫仕任子之制，何休以列卿子被召拜为郎中，“非其好也，辞疾而去。”后来太傅陈蕃辟之为属，参与政事，结果因为陈蕃谋诛宦官失败，何休遭受株连，被禁锢十几年。(47)于是，他“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光和二年（179）党锢解禁之后，何休时誉日隆，“群公表休道术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悦之，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光和五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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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说何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大概不是虚辞。他还“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为了光大《公羊》学，何休承其师羊弼之学，追述白虎观会议上与贾逵激烈论难的李育之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与服虔、郑玄进行论战。可惜的是，除《春秋公羊传解诂》之外，何休其他著作都亡逸了。今有浦卫忠整理的标点本《春秋公羊传注疏》，系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十三经注疏》之一，颇便阅读，本书关于何休解诂的引文皆据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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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整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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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今文经学师法、家法已经淆乱，徐防、鲁丕等都曾上疏，以求朝廷取士注重师法与家法的纯正。(48)而范晔对今文经学传授中的混乱情形也颇有批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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