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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氏之论，是就今、古之学和经、纬之别而论，其意正好说明黄以周所论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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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彰“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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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之遍注群经，并非随读随注，而是有着他自己对经纬子算历律等的总体理解。张舜徽先生在其《郑氏校雠学发微》中说：“《六艺论》虽已早佚，然就其残存者观之，知郑氏理董旧文，首在辨章六籍体用。”(99)下面，主要以严可均和马国翰所辑佚的《六艺论》为主，来看郑玄是如何看待“六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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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诗经》，郑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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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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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所谓“弦歌讽谕”，即“诵其美而讥其过”，这是汉儒“诗教”之说的延续。不过，郑玄还是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远古之时的社会政治情态是朴质诚恳的，之后防止奸伪的礼制兴起，改变了原来那种君臣之间的朋友关系，以致“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这就又弱化了谏诤效果，于是人们只能通过《诗》来曲折表达。而《诗经》对于诵注者的效用是：“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101)《诗经》因此成为人乃至社会政治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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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尚书》，由于《六艺论》仅载“若尧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犹求于群臣，举于侧陋，上下交让，务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谓也”。这说明郑玄比较注重君主的任贤。但这不足以说明是郑玄对《尚书》的综合看法。孔氏正义引郑注虽多，但多为史实条梳与字声字义正读，(102)难见郑玄《尚书注》之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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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礼》，郑玄认为，“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而“唐虞有三礼，至周分为五礼”。其内容和功用是：“礼者，序尊卑之制，崇让合敬也。”(103)郑玄的礼学以《周礼》为核心，已为研究者共识。郑玄对《周礼》的起源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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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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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郑玄认为《周礼》为周公所作，且是周代礼制根基。他精研《周礼》，并以“吉凶军兵嘉”作为其注“礼”的纲目，其《三礼目录》集中体现了这点。第四章已经论及，在此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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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源上讲，郑玄认为《春秋》是“右史所记之制，动作之事也”。(105)而从其在六艺中的地位上看，则《春秋》为“大经”，《孝经》为“大本”。他注《礼记·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断以文王、武王之法度。”(106)又认为：“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107)另外，郑玄认为《春秋》三传也有优劣，他说：“《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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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最后注《易》，其《易》学源自费氏《易》，这是《后汉书·儒林传》所明言的。郑玄认为《易》有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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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周道周普，无所不备。(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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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此说的确切渊源不详，但他以为《周易》为“周道”的观点，则广为称引。至于“易”为何义，郑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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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据兹三义之说，易之道，广矣大矣。(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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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这里“易”之“三名”源自《易纬·乾凿度》。无论其源如何，郑玄以之为“易之道”，正好印证他以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遍注群经的刚健人生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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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六艺论》中条数最多的有关纬书的看法，则多为对纬书篇目和起源的论说，并没有多少如上述关于五经的综合性论说，在此略过。(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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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郑玄如此深谙“六艺”幽旨，可视为他遍注群经的思想基础。试想，如果没有对“五经”全面深入的认知，他所注的《诗》、《礼》又怎会得到后人长久而广泛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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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是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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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著作中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即是“三礼”注。范晔于《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论郑玄的礼学渊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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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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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说到《仪礼》，是因为汉时尚无“仪礼”之名。(113)按照范晔的意思，由于郑玄既融通了“三礼”，又融通了今古文礼，故“三礼”之名之学，实际上自郑玄始。黄侃在其《礼学略说》中明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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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景道说经，《三礼》之义，皆遵郑氏；著《礼通论》，非驳诸儒，演广郑旨。此由郑学精博贯通，亦缘郑氏以前，未有兼注《三礼》者，（黄侃自注：以《周礼》、《仪礼》、小戴《礼记》为《三礼》，亦自郑始。《隋书·经籍志》：《三礼目录》一卷，郑玄撰。）故舍郑无所宗也。……今惟郑康成注（引注：指《周礼注》），孤行百代。说《仪礼》者，仅马季长注《丧服》经传一篇，至全注十七篇，亦自郑氏始。……然后言小戴者，皆传郑氏。郑又考正礼图，存古遗制；是《三礼》之学，萃于北海（引注：此指郑玄）。故《大戴记》，郑所未注，则若存若亡，八十五篇，遂残其半矣。由晋及唐，诸经所主，或有不同；至于《诗》共宗毛，《礼》同遵郑。(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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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所论颇为明了。其要在于：以一人才力深究“三礼”之学，无论从注解还是融通而言，皆自郑玄创始。更为重要的是，从礼学的传承看，没有郑玄的注，其书非逸即残，而有了郑玄的注，则为后学所“同遵”共传。正因为郑氏“三礼”学如此“精博贯通”，故孔颖达说“礼是郑学”。(115)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郑氏礼学重要的不是继承总结，而是开启后学。而后，在清代遵汉抑宋的学术大背景下，礼学蔚然大观，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孙希旦的《礼记集解》、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孙以周的《礼书通故》等等，现今都成为礼学研究的必备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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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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