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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说：“用中为常道也。……君子而时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时节其中也。”(135)这点为他在以下情境中所受用。范晔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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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惭色。(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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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遇无理者不怒，遭论难者“依方辩对”，对自以为是者（应劭）不卑不亢，机智回应。如此情境中，郑玄的才、智、学、行、礼都恰到好处地得以呈现。其为通儒君子，名副其实。也正是袁绍，在其初见郑玄时，道出了郑玄能以柔弱胜刚强的质地，虽然这是以小说家的说法来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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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一见玄，叹曰：“吾本谓郑君东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长者。夫以布衣雄世，斯岂徒然哉？”(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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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布衣雄世”，德为根本，学为途径，行为载体。郑玄得此评价，良有以也！在此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郑玄在生活修养和人生境界层面对汉代儒学又做了总结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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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与许慎历来被合称为“许郑之学”，以此代称与“宋学”相对的“汉学”。除上引张舜徽论及郑玄对清儒的重大影响外，唐代之后儒者对郑玄一直赞誉有加。仅举三段以见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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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事事都理会得。如汉《律令》亦皆有注，尽有许多精力。东汉诸儒煞好。卢植也好。康成也可谓大儒。(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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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之有郑注，所谓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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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康成说经，集今古文说之大成，不守一先生之言，以实事求是为指归，与汉儒之抱残守缺者迥然不同。故康成之书，皆以师学代官学也。(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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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之学，若以当代学科分野而论，则其涉及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献学、音韵学、训诂学、文学理论、天文学，等等。若以传统的儒学（或经学）称谓论之，则郑玄既对其前的儒学有涵咏总结之功，又对后世的儒学有传承启发之用。若以汤一介先生近年阐扬的中国解释学论之，则郑学奠定了中国解释学几乎所有的解释样式，视其为中国解释学的奠基人，或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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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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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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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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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第2546—2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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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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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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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4—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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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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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及卷二十二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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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祝总斌：《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文载氏著《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第145—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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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何兹全：《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鹭江出版社，2003年，第8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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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论衡·定贤篇》，《论衡校释》，第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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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论·正经篇》，《新辑本桓谭新论》，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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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附《桓郁传》，第1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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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事见《论衡·效力篇》，《论衡校释》，第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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