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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六艺论》中条数最多的有关纬书的看法，则多为对纬书篇目和起源的论说，并没有多少如上述关于五经的综合性论说，在此略过。(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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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郑玄如此深谙“六艺”幽旨，可视为他遍注群经的思想基础。试想，如果没有对“五经”全面深入的认知，他所注的《诗》、《礼》又怎会得到后人长久而广泛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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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是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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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著作中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即是“三礼”注。范晔于《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论郑玄的礼学渊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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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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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说到《仪礼》，是因为汉时尚无“仪礼”之名。(113)按照范晔的意思，由于郑玄既融通了“三礼”，又融通了今古文礼，故“三礼”之名之学，实际上自郑玄始。黄侃在其《礼学略说》中明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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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景道说经，《三礼》之义，皆遵郑氏；著《礼通论》，非驳诸儒，演广郑旨。此由郑学精博贯通，亦缘郑氏以前，未有兼注《三礼》者，（黄侃自注：以《周礼》、《仪礼》、小戴《礼记》为《三礼》，亦自郑始。《隋书·经籍志》：《三礼目录》一卷，郑玄撰。）故舍郑无所宗也。……今惟郑康成注（引注：指《周礼注》），孤行百代。说《仪礼》者，仅马季长注《丧服》经传一篇，至全注十七篇，亦自郑氏始。……然后言小戴者，皆传郑氏。郑又考正礼图，存古遗制；是《三礼》之学，萃于北海（引注：此指郑玄）。故《大戴记》，郑所未注，则若存若亡，八十五篇，遂残其半矣。由晋及唐，诸经所主，或有不同；至于《诗》共宗毛，《礼》同遵郑。(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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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所论颇为明了。其要在于：以一人才力深究“三礼”之学，无论从注解还是融通而言，皆自郑玄创始。更为重要的是，从礼学的传承看，没有郑玄的注，其书非逸即残，而有了郑玄的注，则为后学所“同遵”共传。正因为郑氏“三礼”学如此“精博贯通”，故孔颖达说“礼是郑学”。(115)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郑氏礼学重要的不是继承总结，而是开启后学。而后，在清代遵汉抑宋的学术大背景下，礼学蔚然大观，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孙希旦的《礼记集解》、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孙以周的《礼书通故》等等，现今都成为礼学研究的必备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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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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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对汉代经学总结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综合了汉儒的经注方式，并在自己的注经实践中灵活运用与创新。张舜徽先生对郑学有精深的系统研究，其结晶为《郑学丛著》六种，(116)其中《郑氏校雠学发微》和《郑氏经注例释》是关于郑玄经注体例研究的名作。本小节内容，多据后者而成。(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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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宗霍的研究，汉代儒者注经的途径有如下几种：一为“以经解经”，这又分两类：“以本经解经”，如刘向解《左传》；“以他经解本经”，如孔安国校理《尚书》。二为“以字解经”，这些属于字疑而正读，段玉裁分之为“读如读若”、“读为读曰”和“当为”三类。三为“以师说解经”，如郑玄注《周礼》用郑众说。四为“以事义解经”，如韩婴作《诗》之内外传。(118)马氏所总结的这四大类方式基本涵盖了汉儒经注的样式，但其过于疏阔，尚不能清晰展现儒者经注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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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总结郑玄经注的体例共有十八种，它们是：沿用旧诂不标出处例，宗主旧注不为苟同例，循文立训例，(119)订正衍讹例，诠次章句例，旁稽博证例，声训例，(120)改读例，改字例，征古例，证今例，发凡例，阙疑例，考文例，尊经例，信纬例，注语详赡例，注语互异例。在这些名目之下，张氏详列不同郑注形式数百例，以见各目之下，尚有诸多精微处。参诸如今我们可见的传统典籍整理和研究的情况，除了“信纬例”之外，其他十七种都是今人必用的方式。下面，仅就张氏之论，择其要者略作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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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郑玄“宗主旧注不为苟同”，事实上是不盲目信古从师，这与今文经学的执师法、家法而不敢违有本质上的不同。据张氏此目之下所举例证，郑玄笺《诗》训诂名物不同于毛氏的，多据《尔雅》而正，其发明诗旨的，又多本三家《诗》而来。(121)而郑玄据《尔雅》以非毛，实即据古以非古；据三家《诗》以发《毛诗》之旨，则是依今而释古。以通今古学而论，郑玄此类经注与其“征古”和“证今”方式一起，通的不仅是经学意义上的今古学，也是通先秦之古与汉代之今的今古学。是为郑学的“博通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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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订正衍讹”方式中，其注《仪礼》以今、古二本参校，而注《周礼》又常以“古书”、“今书”参校，注《礼记》或据礼制，或据风俗，或据文义，判析何为衍文、何为错简等等。(122)凡此之类，既保存了今、古二本的真实面貌，又为后世形成更好的范本奠定了基础。这类经注方式与“征古”、“阙疑”、“考文”等方式相互支持，为儒学的正本清源提供了很好的方法。是为郑学的“实事求是”。(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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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郑玄运用“发凡”的方式，对经传中可以触类旁通的地方进行注解。此类例证，以《仪礼注》居多，如注《仪礼·聘礼》“醙黍清皆两壶”曰：“凡酒，稻为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注《仪礼·士丧礼》“巫止于庙门外”曰：“凡宫有鬼神曰庙。”凡此之类，不一而足。张氏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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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诸儒，如凌廷堪推广此法以作《礼经释例》，焦循用其法以治《易》，段玉裁用其法以治《说文》。（原注：《说文》注中最精粹处在发凡起例。）皆以专门名家，取重于世，此其尤大章明较著者。而诸家治学之法，实亦郑氏导夫先路也。(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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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此类经注方式，只要读经说经注经者明晰其义，既可省去遇阻即注寻注的麻烦，又能启发人会通典籍以高效为学。是为郑学的“清通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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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这些经注体例的综合与创新，绝非只是经注本身的改变。郑玄穷其毕生才力，念兹在兹，才有如此成就，其蕴含的意义在于：为学者必博通古今方有事实求是、清通简要的可能。否则，非一叶障目，即信口雌黄，道之大体，学之要义，即隐而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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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布衣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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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一生，既无万贯家财，更无高爵显位，但直到如今，大凡论及儒学者，莫不引之而后安。《左传》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之说，(125)以郑玄一生而论，粗看他是因“立言”而“不朽”，事实上“立德”、“立功”都在其整个“立言”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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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有《戒子益恩书》，(126)七十岁时所作。名为“戒子”，实为“自白”，是汉儒“戒子书”的典范。“书”中自述其平生趣向说：“吾自忖度，无任于此（引注：指为官），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引注：指不从各类征辟）。”可见，郑玄是以“思整百家之不齐”的“立言”使命为其生命意义的。而其“功”与“德”正是建立在这种“学”的基础上，才能成其大。故其注《礼记·中庸》说：“由明德而有至诚，是贤人学以成人也。”(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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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的角度说，郑玄遍注群经，而《诗》、《礼》赖其注笺而传世，其对儒学发展之功，不可谓不大。即便在当世，郑玄也有传播儒学之功。一方面，自其在马融门下始，即自起“精庐”，边求学边授业；另一方面，自他四十岁时返回高密之后，追随其问学的弟子就一直以百千计。(128)为史书所称道的是，在与何休的论战中，何休看到郑玄反驳他的三篇著作，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阀我乎！”(129)范晔于其传中论其授业成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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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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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郑玄不仅善于授业，也长于品鉴，与其学有“清通简要”之质相类，这些对后来的玄学未尝没有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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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的角度看，郑玄不应各类征辟，不为名利所动，笃实为学，可谓“学”“德”双修。因其“德”“学”兼备，当时的北海相孔融令高密县名郑玄之乡为“郑公乡”，乡门号为“通德门”。(131)不仅如此，郑玄在当时的权贵豪强之中也获得了广泛的尊敬。何进曾对“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的郑玄“设几杖，礼待甚优”；(132)刘备也说他曾顾问过郑玄；(133)就连黄巾军也对郑玄崇敬备至，史载：“黄巾贼数万人经玄庐，皆为之拜，高密一县，不被抄掠。”(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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