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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参见张舜徽：《郑学丛著》，第9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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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此类精神，参之张氏《郑氏校雠发微》所论“广罗异本”、“求同存异”、“考辨遗编”、“校正错简”、“补脱定讹”等类，则更为显明。该书载《郑学丛著》，第4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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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张舜徽：《郑学丛著》，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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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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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第1209—1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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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礼记·中庸注》，载《汉魏古注十三经》（上册），引见第197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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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后汉书》其本传记载说：“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第1207页）《后汉纪》卷二九《献帝纪》“建安三年”条记载说：“会党事起，而玄教授不辍，弟子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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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第1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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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第1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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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第1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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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第1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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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三国志》卷三三《后主传》裴松之引《华阳国志》，第9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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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后汉纪》卷二九《献帝纪》，第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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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礼记·中庸注》，载《汉魏古注十三经》（上册），引见第193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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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第1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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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一六四《名贤》引《商芸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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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七，中华书局，1994年，第2226页。转引自《郑康成年谱》，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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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二四《仪礼管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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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刘师培：《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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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一章 汉末官方儒学的衰败与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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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对汉末社会动荡的原因分析，几乎集中在东汉多幼主、豪族兴盛、外戚干政、宦官专权等层面。如赵翼在《二十二史劄记》，据史书而梳理出“两汉外戚之祸”、“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四世三公”、“东汉宦官之害民”、“汉末诸臣劾治宦官”等条目，证说汉末之乱自有其特殊的历史境况。在这些因素之外，诸如自然灾害及其持续影响，光武建国多依豪族，儒学及其功能衰败等原因也不容忽视。史学研究表明，东汉时期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是在公元100年以后。(1)进一步地，由天灾带来的“人祸”，最直接的便是民生凋敝、流民增加，终而引发叛乱；间接的则是贫民变成奴婢与佃客，同时豪强也因应对这些变故而会相互提携或斗争，并与中央和地方权力层产生错综复杂的关系。(2)最终，一统的东汉帝国在天灾与人祸的双重打击下，滑入分崩离析的深渊，儒学因此也衰而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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