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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在一般的说法，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是李膺对术士张成的自作主张的打击。但征诸《后汉书》列传和《后汉纪·桓帝纪》延熹三年到九年（160—166）所载，在李膺案杀张成之前，有以下诸事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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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这期间的秉政者中，“太傅陈蕃、太尉杨秉、长乐少府李膺、太守张奂，皆（皇甫）规所教授”，(32)这也就是说，党锢之祸发生前的几年中，朝中的三公九卿有不少是那些持续与外戚宦官斗争的人，或是这些人的门生故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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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李膺自作主张地对宦官张让的间接打击。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载，张让的弟弟野王令张朔无恶不作，因惧怕司隶校尉李膺而藏到张让家的“合柱”中。李膺带人闯到张让家中，“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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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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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朔事件的影响如此，不可能不加深宦官对清流人士的忌恨和防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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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延熹五年（162）时任尚书的朱穆对宦官的又一次激烈批判。他认为从安帝以来，宦官“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天下，宠逼人主”。因此主张“可皆遣罢，率由旧章，博选天下清纯之士，达国体者，以补其虚”。桓帝当然没有采纳他这种激烈的谏议。于是朱穆又“复见，口陈奏，上不悦。穆伏不起，左右叱穆出”。最终，“宦官更共称诏以诘让，穆愤激发疽而卒。”对此，与上几次上书引发太学生讼议不同，这次是在位的公卿们认为朱穆是“立节忠清，守死善道，宜蒙旌宠，以劝忠勤”，桓帝被迫追赠朱穆为益州刺史。(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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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延熹五年开始任太尉的杨秉（杨修曾祖父）领导清流对宦官进行打击。针对宦官“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的情况，杨秉与司空周景上书，要求“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最终使得“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辽东太守孙諠等五十余人，或死或免”。(36)到了延熹八年，杨秉又劾奏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时为益州刺史），把他“槛车征诣廷尉”。侯参惶恐不已，在路上自杀了。接着，杨秉又劾奏侯览本人和中常侍具瑗，要求桓帝把他们免官送回本郡。由于杨秉的劾奏合情合理，桓帝也不好再袒护，结果是侯览免官，具瑗削国。这样，原来作威作福的“五侯”，剩下的两个也被杨秉打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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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延熹八年中地方官也自觉地对宦官加大了打击的力度。当时，小黄门赵津、南阳的奸猾豪族张汜等依附宦官，陷害忠良，作奸犯法，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不顾皇帝的赦令而“考杀之”。同时，山阳太守翟超，罚没侯览财产，东海相黄浮诛杀下邳令徐宣（宦官徐璜之侄）。宦官们怨恨这种遭遇，反奏瓆、瑨罪当弃市，而翟超、黄浮也被罚作苦役。这时，陈蕃已代杨秉为太尉，独自上疏诘问皇帝：“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诚不爱己，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并要求皇帝摒罚宦官，重视朝臣。桓帝看了后，更加不满，宦官也“疾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长史已下多至抵罪”。(37)而刘瓆、成瑨最终死于狱中，陈蕃因是名臣，宦官暂未加害。但这样的情形，显现出清浊阵营的冲突已经极为紧张，一场斗争风暴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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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熹九年前后，河内术士张成推算朝廷将有赦令，便唆使自己的儿子杀人，时任司隶校尉的李膺不顾赦令已发，督促收捕，并自作主张地把张成等收杀了。(38)被清流整治多次的宦官利用此事为借口，唆使张成弟子牢修（《后汉纪》作“牢顺”）上书诬告李膺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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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隶李膺、御史中丞陈（蕃）〔翔〕、汝南范滂、颍川杜密、南阳岑晊等相与结为党，诽谤朝廷，迫胁公卿，自相荐举。三桓专鲁，六卿分晋，政在大夫，《春秋》所讥。(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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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帝大怒，于当年九月下令收系李膺，抓捕党人，“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40)进一步地，桓帝又让中常侍王甫负责“党事”，他与范滂在黄门北寺狱里有一段精彩的讯问对话，可见清浊二流的质地分别。《党锢列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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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甫诘曰：“君为人臣，不惟忠国，而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滂对曰：“臣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甫曰：“卿更相拔举，迭为唇齿，有不合者，见则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甫愍然为之改容。(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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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显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王甫所关注的只是是否对皇帝忠诚，清流的清议、荐引活动是否为了打击自己，并把讯问导向“结党”和阴谋。而范滂关注的则是扬善惩恶，关注自己行为本身是否能促进王政的实行和“清士”人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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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处理进程中，清流人士的据理抗争与王甫等人的审讯构陷形成鲜明对照。作为太尉的陈蕃不仅拒绝受理“党案”，而且还为“党人”辩护，认为他们“正身无玷，死心社稷”。如果对他们“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则无疑是“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42)与此同时，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等人也强烈要求释放党人，作为桓帝岳父的窦武，甚至以辞职和退还封侯的印绶向桓帝施压。(43)最终，永康元年（167）李膺等人获释，“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44)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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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党锢之祸看似以皇帝、宦官与清流的妥协而告终，但事实的情形并非如此，更为强大的抗争力量在暗暗地集聚着。《党锢列传》对此情形有一段经典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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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瑀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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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史书各传，这些称号都蕴含了当时清流对自家阵营中精英的社会地位、抗争作用和道德价值的分判。“三君”大体是指三公类高官，(46)他们是当然的清流领袖；“八俊”大致为九卿、秩比两千石之流，(47)他们的德性和才能都是清流中的佼佼者，有的如李膺也是清流的公认领袖；“八顾”既有类似九卿的高级官员，也有享高誉的游士；(48)“八及”多为地方上的名士或守令。这两个层级中的人，有的出身世家名门，如孔昱即西汉名臣孔光之后，也即是孔子之后。而以财见称的“八厨”位于整个序列的末尾，这在轻商的士人眼里，是自有其理的。值得重视的是，清流们既然把散财救人的人视为己类，则显现出清流的社会基础是广泛而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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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称号所关涉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它们作为当时德行与能力的双重表征，与之相应的人，除了在对抗浊流的斗争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49)他们对社会风气和伦理价值的取向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如陈蕃与李膺并称，当时的太学生们都以他们为学习的榜样，故有“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之说。而士人若被李膺所接纳，则有“登龙门”之誉。(50)至于李膺和郭泰的风采气度，更是世所景仰。《后汉书·郭泰传》记载郭泰从京师回乡里的盛况说：“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林宗唯与李膺同舟共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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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这些为士人们所标举的德行义举，对正在肆虐的宦官和走向崩溃的帝国社会而言，并不能起到什么扭转乾坤的效用，它们至多是一种“风流”而已。(52)永康元年冬，桓帝死，窦太后与其父窦武策迎十二岁的河间王刘苌之子刘宏继位，是为灵帝。灵帝幼弱，太后临朝，以窦武为大将军、太尉陈蕃为太傅，二者共同辅政。窦、陈二人为诛灭宦官，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征天下名士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瑀等列于朝廷。灵帝建宁元年（168）五月，窦、陈二人与太后一起诛杀了宦官管霸和苏康，但直到九月，窦太后对是否收杀曹节等宦官还是犹豫不决。不久，密谋泄露，曹节先下手劫持太后和皇帝，而后矫诏发兵攻打窦武，窦武兵散自杀。七十多岁的陈蕃率领部属八十多人也战败被执，即日遇害。二人家属徙边，门生故吏都被禁锢。(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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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诛灭宦官计划的失败，进一步触发了浊流对清流的报复之心。建宁二年，张俭曾经得罪过的乡人朱并，迎合中常侍侯览之意，上书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而时为大长秋的宦官曹节也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瑀、颍川太守巴肃、山阳太守翟超、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后来他们都死于狱中。更坏的结果是，宦官控制皇帝“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54)死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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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宦官对党人还有两次大的反扑行动，一是熹平元年（172），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门贴出写着宦官恶行的文字，称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宦官再次将太学生千余人抓捕入狱。(55)二是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申冤，宦官又操纵灵帝下诏，令“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56)这样的禁锢持续了多年，直到黄巾起义的中平元年（184），中常侍吕强对灵帝说：“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57)已长大成人的灵帝害怕真有这样的结果，于是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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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这些残酷无理的报复行动，让那些具有责任感和道义心的清流人士越发坚决地同他们进行斗争。甚至与宦官那些报复行动相类，清流中的一些官员也对宦官进行无情的诛杀。大概因为惩罚的手段过于严厉，范晔把这种抗击人士归入到“酷吏”一类。据《后汉书·酷吏传》载，光和二年（180）迁任司隶校尉的阳球收捕中常侍王甫父子、谄附佞幸的太尉段颎等人，以“棰朴交至”等方式酷杀王氏父子三人，并对自杀的段颎碎尸。由于宦官的恶行在当时是“天意愤盈，积十余年”，(59)故清流人士以酷烈手段惩罚宦官，或许正是这种愤怒情绪的宣泄，甚至是清流抗争的无奈选择。而自西汉武帝以后就一直尊崇的儒学，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清浊之争中，也滑入衰败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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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方儒学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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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浊流的持续打击下，许多清流儒者被迫远离政治，而原来由儒者参与和主导的太学也名存实亡。虽然灵帝尚有向学之心，但官方儒学的衰败已势不可救。究其盛衰原因，范晔在《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论”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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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众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斯亦效实之征乎？顺帝始以童弱反政，而号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风采。……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东京之士，于兹盛焉。向使庙堂纳其高谋，疆场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辞，举厝禀其成式，则武、宣之轨，岂其远而？《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为恨哉！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规）、张（奂）、段（颍）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泰）奖鉴人伦，陈仲弓（寔）弘道下邑。其余宏儒远智，高心洁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坠，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呜呼！(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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