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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宦官在皇位更替和巩固皇位斗争中的作用，即宦官专权。这是更为复杂的情形，以致范晔作《后汉书》时不得不另立《宦者列传》。综合《后汉书》纪、传的记载，宦官看似依附皇帝，实际上是操纵着皇帝。其争权的对立面，一是外戚，一是以儒生为主体的士大夫。东汉宦官与外戚的争权，自和帝到献帝，大的冲突有六次。第一次发生在和帝永元四年（92），宦官郑众助和帝成功谋诛大将军窦宪后被封侯，这标志着宦官在制度层面取得了与外戚或世族豪强同等的社会身份。第二次是建光元年（121）宦官李润、江京诬邓氏谋反，助邓太后死后的安帝亲政。结果是邓骘自杀，邓氏皆免官。第三次在安、顺帝之际的124—125年，先是江京等诬废太子刘保，逼太尉杨震自杀，后因安帝死后，安帝阎后与其兄弟阎显、阎景谋立殇帝刘隆以窃权，宦官孙程等十九人迎立刘保，诛杀阎氏兄弟。结果是宦官十九人封侯，势力大盛。第四次在延熹二年（159），桓帝的梁后死，宦官单超等五人谋诛梁冀成功，结果是单超等封侯，其“宗族宾客，虐遍天下”。(11)第一次党锢之祸随后而起。第五次在桓、灵间的168—169年，中常侍曹节、侯览等幽禁窦太后，杀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等，酿成第二次党锢之祸。第六次在灵帝中平六年（189），宦官张让杀大将军何进，袁绍进兵诛杀全部宦官二千多人，结果是宦官干政结束，豪强争权开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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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当外戚以权力作为自己争斗的唯一目标时，在有着强烈的“刘家”天下的汉代政治传统中，他们无法为自己建立起正当而合理的夺权逻辑，只能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宦官无论是为了效忠皇帝，还是为在倾轧中自我保存，他们的身份决定了自己只能站在皇帝一边。但东汉那些或年幼或软弱或无经验的皇帝，并不能给他们多少实质性的保护，他们只能通过操纵皇帝，依靠皇权这个已经极度脆弱的平台来侵权和夺权。而这在浸习儒学几百年的汉代士人眼里，不仅是危险的，更是不道德的。在此背景下，清流反抗浊流、浊流镇压清流的“清浊之争”，贯穿于整个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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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浊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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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对汉末浊世中的清流颇有研究。他认为，清流势力由志在匡世救弊的士大夫，以及部分豪族和逸民人士等组成，其权力表现形态主要是一些在朝士大夫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在野的乡里舆论等。另一方面，东汉士大夫基于原始儒家的传统，把国家理解成天命在地上的一种秩序化证明，在汉末的动荡情形中，这种理念被当时士大夫中的清流势力所强化，以致他们对那种歪曲君主权力，扰乱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行的浊流势力，采取断然的反对立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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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说来，汉末清流的抗争最初是个体化的，至党锢祸起才演变成具有自觉的群体抗争。但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斗争的焦点都逐步由同时针对外戚和宦官转变为专门针对宦官。据《后汉书》和《后汉纪》记载，清流对浊流的斗争最初表现为来自帝国权力核心层的高级官僚的议政活动。在党锢之祸发生三十多年前，清流人士对外戚和宦官的危害就早有认识，如司徒李郃之子李固针对外戚贵盛、宦官权力滋长的情况，于阳嘉二年（133）对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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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封阿母，恩赏太过，常侍近臣，威权太重。臣案图书，灾异之发，亦以为然。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纳方直，令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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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子弟群从，征为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妃后之家，所以少有存全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权宠太过，天道恶盈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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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解比同时应对的马融、张卫等人的看法都要深切，《后汉纪》说“上览众对，以李固为第一”。而《后汉书·李固传》则记载说：“顺帝览其对，多所纳用，即进出阿母还弟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以固为议郎。”后来，与李固齐名的太尉杜乔也于桓帝建和元年（147）上疏，批判梁氏专权，认为“大将军梁冀兄弟奸邪倾动天下，皆有正卯之恶，未被两观之诛，而横见式叙，各受封爵，天下惆怅，人神共愤，非所为赏必当功、罚必有罪也”。(15)杜乔的这种批判，揭示出当时汉帝国的政治秩序已经陷入混乱当中，而正直士大夫对导致这种混乱的外戚专权，则怀有切齿的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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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因为李固、杜乔在维护帝国管理的正常秩序上，与外戚和宦官进行了这种不妥协的斗争，以致他们最终被暴尸城中。他们的死，是皇帝、外戚、宦官共谋而致的。(16)值得反思的是，李、杜这样的清流对浊流的斗争，总是把对浊流的惩罚寄托于皇帝或临朝的太后，与后来的李膺等人自作主张地惩杀浊流人物有很大不同，这也是清浊斗争前后期的重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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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处于高位的同外戚和宦官相对立的清流领袖的直接抗争活动不同，他们的门生故吏以哭尸守丧等间接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外戚宦官的不满和对道义的坚守。《后汉书·李固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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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冀乃封广、戒（即司徒胡广、司空赵戒）而露固尸于四衢，令有敢临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学洛阳，乃左提章钺，右秉鈇锧，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许，因往临哭，陈辞于前，遂守丧不去。夏门亭长呵之曰：“李、杜二公为大臣，不能安上纳忠，而兴造无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诏书，干试有司乎？”亮曰：“亮含阴阳以生，戴乾履坤。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为以死相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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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李固的弟子如此，连志在隐逸的南阳人董班也临尸痛哭，久不肯去。与此相类，陈留人杨匡为杜乔“故掾”，在做平原令时，平原相是中常侍徐璜的哥哥徐曾，他“耻与接事，托疾牧豕”。在得知杜乔死讯后，“号泣星行到洛阳，乃著故赤帻，托为夏门亭吏，守卫尸丧，驱护蝇虫，积十二日。”随后，杨匡还“诣阙上书，并乞李、杜二公骸骨”。最终“成礼殡殓，送乔丧还家，葬送行服，隐匿不仕”。(18)这类带有隐逸倾向的抗争，在党锢之祸后的清流群体中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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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人士对外戚、宦官进行抗争的第三种类型是太学生的讼议运动。据《后汉书·刘陶传》记载，济北贞王刘勃之后，颍川颍阴人刘陶“为人居简，不修上节。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19)永兴元年（153），时为冀州刺史的朱穆因痛恨宦官，不与出身州中的中常侍交接而引起宦官的不满，加上严惩了宦者赵忠，被桓帝下廷尉问罪，罚做苦役。游学太学的刘陶连同数千人为朱穆上书，讼其所遇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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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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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朱穆是与宦者斗争而遭打击报复的，刘陶等人的批判矛头直指宦官的危害：一是宦者本身的贵宠导致其家族有恃无恐，其势力在州郡“竞为虎狼”；二是宦者专权，国柄为其操持，其“口含天宪”，任意赏罚，使得善恶淆乱、黑白颠倒；三是朱穆的抗争是基于儒家政治伦理，为了“张理天网”，挽救王纲。基于这样的理解，刘陶等自愿代朱穆受罚。大概是群情耸动、众怒难犯的缘故，桓帝赦免了朱穆。后来，仍在太学的刘陶见国家管理失序，民不聊生，于永寿元年（155）再次上书，认为宦者为害关系到皇权存亡。黄巾起义发生后，时任谏议大夫的刘陶上条陈言论八事，“大较言天下大乱，皆由宦官”。于是，宦官诬告他与黄巾交接，刘陶愤而“闭气而死”。(21)作为深谙儒学的宗室子弟，刘陶为刘氏天下忧愤而死，未尝不可视为儒家政治伦理深刻影响了士人的反映，这点在党锢祸后显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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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延熹四年（161）的太学生第三次讼议活动，是为营救文武全才的大儒皇甫规。(22)史书说皇甫规“好推贤达士，太傅陈蕃、太尉杨秉、长乐少府李膺、太守张奂，皆规所教授，致显名于世”。(23)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24)在皇甫规击败群羌、安定西北之际，宦官诬告他“货赂群羌”，他上书自救获免，且论功当封。中常侍徐璜、左悺恃功名状向皇甫规索贿，他没予理睬。于是宦官再次诬告，他被下系廷尉，引发不满，以致“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结果是“会赦”还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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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种形式的抗争为党锢祸前清流人士所普遍认可，而这三种抗争的清流主体在党锢祸起后分别对应着以下三个清流抗争所具有的要素：一是有领袖，即引领抗争的领袖人物多为居于权力核心层的清流公卿，如窦武、李膺、范滂、郭泰；二是多交引，即抗争中各个层面的人物交相荐引，其中又以“同志”和门生故吏的表现最为突出；三是有目标，以太学生为主体的士人群体进行越来越有针对性的集体抗争，形成规模化的打击宦官的抗争风潮。进一步地，清流之所以能前赴后继地进行越来越坚决的抗争，更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心中所坚守的道义，以及汉代士人所共同认可的国家与社会理念。这正是范晔在《李杜列传》“论”所明晰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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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上以残暗失君道，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则为杀身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顺、桓之间，国统三绝，太后称制，贼臣虎视。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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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浊斗争混乱的情形下，具备如此政治伦理和超群品格的清流公卿，并不能扭转整个帝国颓败的局势。随着桓、灵两帝时期宦官权力的日益膨胀及其为害的深广，清流对浊流的抗争，浊流对清流的迫害，变成了两个阵营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而且，清流的抗争对象从原来的外戚与宦官，变成了联合外戚以打击宦官，这是清浊争斗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方面。下面几则材料充分说明了宦官的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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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熹二年八月，桓帝与宦官单超、具瑗、左悺、徐璜、唐衡密谋，灭梁氏。）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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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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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览）以佞猾进，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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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帝时）凡诏所征求，皆令西园驺密约敕，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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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臧，复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常云：“张（让）常侍是我公，赵（忠）常侍是我母。”(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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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引，都是桓、灵间事，这说明东汉末期宦官的危害已经深入涉及帝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层面。主要体现为：一是宦官对皇帝进行全面操控，以致皇帝可以不顾政统的渊源，而甘愿以宦官为父母，这与其说是对汉帝国“刘家”政统理念的讽刺，还不如说是大一统政治的悲哀；二是作为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表征的侯爵封号，宦官也多有所得，这说明在汉代政统意识中一直被抑制的宦官，不仅依附皇帝获得了权柄，也获得了的尊荣，国家和社会伦理的核心价值因此被扭曲了；三是宦官控制着选举和官员任免，破坏了帝国治理和官员晋升的正常渠道，清者遭害，浊者得势；四是郡守刺史等重要地方行政职位，被宦官的亲属大量占据，这说明宦官的势力已经深入到地方，破坏了帝国的行政基石；五是宦官聚敛社会财富，肆意挥霍，使得濒临崩溃的帝国财政雪上加霜；六是宦官们豢养私属，承继爵位，不仅破坏礼仪，扰乱风俗，还培植和增强了浊流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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