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36424
1702036425
这是说，立“法”的终极依据是人类社会的善恶价值。之所以要“立法”，是因为善人可以为善，故要保护善人为善的诸多权利和可能；而邪人必须改过，故要惩罚其祸而促其改过。这就是“法”的实质。但问题是，如果等到恶行发生了再去惩罚的话，法挽救不了恶行已经造成的损失和伤害。王符非常敏锐地看到这一未曾引起前人足够重视的问题，于是，他提出“制法之意”。王符说：
1702036426
1702036427
夫制法之意，若为藩篱沟堑以有防矣，择禽兽之尤可数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奸宄虽众，然其原少；君事虽繁，然其守约。知其原少，奸易塞；见其守约，政易持。塞其原则奸宄绝，施其术则远近治。(108)
1702036428
1702036429
王符的这一说法有其较为直接的儒、法思想渊源。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他意识到既然刑杀不可能惩绝所有恶行，而“塞原”又应有起始处，则从何处“塞”和如何“塞”就是问题的关键。这就是“立法”设“防”之“意”：恶行总有其藏身地以及其未行而将起之时，在此时此地设防，是“法”发挥效用的最佳选择；如果有恶行已经发生，则择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惩戒，以对相类的恶行起到警防的效用，这也不失为塞原守约之法。
1702036430
1702036431
进一步地，王符还就“法”的适应性问题，提出“变”与“不变”的主张。他说：
1702036432
1702036433
俗化异则乱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法。高祖制三章之约，孝文除克肤之刑，是故自非杀伤盗臧，文罪之法，轻重无常，各随时宜，要取足用劝善消恶而已。(109)
1702036434
1702036435
法的精神既然是“劝善消恶”，但因为善恶的形态在不同的时空中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故要“各随时宜”，“革定法”以应时。对于那些人类社会中的一贯之恶（如杀人、盗窃），因为法的惩恶的实质要求，对其进行惩罚的原则是不可变革的。
1702036436
1702036437
就“法”的具体执行而言，王符秉承法家的“严行”理路，认为“法禁所以为治也，不奉必乱”，主张“政令必行，宪禁必从”。他举例说：
1702036438
1702036439
诸一女许数家，虽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还私家，则此奸绝矣。不则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剧县，乃可以毒其心而绝其后，奸乱绝则太平兴矣。(110)
1702036440
1702036441
这大概是针对当时婚配情形混乱的现实而言。王符认为，对那种一女许数家的人而言，无论其情况多么特殊，即便是有“大赦天下”的诏令，也不能因为赦令而姑息这种破坏风俗道德的奸猾之行。这说明，即便是君主施行仁德的举措，也不得破坏“法”之惩恶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在此意义上，法的尊严高于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如果犯法之人不遵守这样的法令，则对其进行严酷惩罚（“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剧县”）。这说明，必须以严格执法的方式来实践立“法”设“防”（此案中体现为“毒其心而绝其后”）的原则和精神。
1702036442
1702036443
其次，王符就如何进行“法治”展开了他带有浓重儒法互补意味的论说。在他看来，由于“法也者，先王之政也”，(111)又因为“法以君为主，君信法则法顺行，君欺法则法委弃”，(112)则君主自身必须对“法”保持尊重和信从，法的尊严和君主的权威才能同时得到保证。在此意义上，政令才能畅通，法的效用才能得以发挥。他说：
1702036444
1702036445
是故民之所以不乱者，上有吏；吏之所以无奸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顺行者，国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义也。义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贵贱贤愚莫得违也，则君位于上，而民氓治于下矣。(113)
1702036446
1702036447
法的内容有其自身的历史价值性（“先王之政”），其效用的发挥，体现在它对国家社会中的合理秩序的维系上，但这种价值性和秩序性如何在现实中体现出来，首先即取决于君主是否能“思正以出令”。这事实上对“布令”之“君”有了正义的要求，即君主之有尊位，是因为君主必须是“身有义”。另一方面，“明王审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黩教以辱命”，(114)君主在出令和行法的过程中，都应该“官政专公，不虑私家”。(115)这样才能“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称其职”。(116)
1702036448
1702036449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王符承继申、韩的术势理论，认为那是君主“法术明而威权任”使然。(117)
1702036450
1702036451
在王符看来，君主之“明”来自纳谏“兼听”，而君主之不拒言，虽然“未必言者之尽可用”，却能拒“无用而让有用”。(118)基于此，王符说：
1702036452
1702036453
夫明据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则利断金。能知此者，两誉俱具。要在于明操法术，自握权秉而已矣。所谓术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谓权者，使势不得乱也。术诚明，则虽万里之外，幽冥之内，不得不求效；权诚用，则远近亲疏，贵贱贤愚，无不归心矣。(119)
1702036454
1702036455
显而易见的是，明主能纳下言，则臣下言无不尽。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君主如何驾驭“言无不尽”后的臣下。王符归之于“术”和“势”。与申、韩不同的是，这里的“术”不仅是申、韩所注重的“以上驭下”之法，更有一种求“实”讲“信”的行政精神。同样地，王符也并不把“势”简单理解为时代或国家的“大势”，他更注重在尊卑有序的权“势”的前提下，由“术”的恰当运用而营造出的治理氛围，如纳谏兼听使得群臣不得不追求实效而不敢欺上瞒下，即是一种臣下的为官任职的心理之“势”。在此意义上，王符说：
1702036456
1702036457
凡为人上，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治势一成，君自不能乱也，况臣下乎？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日号令，然势自乱。乱势一成，君自不能治也，况臣下乎？是故势治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懃之不治也。(120)
1702036458
1702036459
这里的“势”，即是由严格遵循法令而形成的治理氛围（“治势”）。这样的氛围，与其说是明法术的结果，倒不如说守法令的结果。
1702036460
1702036461
综合《潜夫论》的“法治”思想，王符要表达的主要内容是：君主是接受天所授予的“民之统”的职责之人，“明”、“公”、“义”等是这一职责的内在要求。君主虽然掌握并行使权力进行赏罚，但却不应当把这种重要的权力和职责让渡给他人。(121)君主应当以“明”治国，而“明”则意味着没有偏见、下情上达，同时也意味着君主应该是一个有着非凡辨别力和心胸博大的聪明人。(122)君主必须以“公”的原则来制定和推行法令，(123)不然他就辜负了天意。君主“法天而建官”，他必须秉“公”按照为“民”的原则来委任臣僚，臣僚也必须为了“民”的利益而“任职”。否则，他们就是“偷天官以私己”。(124)
1702036462
1702036463
这样的制度设计，特别是他对君主本身进行“明”、“公”、“义”的品格和责任的限制，以及君主本身也必须维护“法”的尊严，使得他的思想与其前法家的理论有很大不同。他说：
1702036464
1702036465
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无常行，亦无常弛，君敬法则法行，君慢法则法弛。(125)
1702036466
1702036467
由于法是“先王之政”，“令”是君主一“己之命”，则所谓的“法令行”能否达到“国治”的效果，是以“明主”及其“敬法”为前提的。王符注重“法”的作用同时又过于依赖君主的作用，与其说是其思想中难以解决的矛盾，倒不如说是他在融合儒法治世理论时所遭遇的困难。或者说，这是作为儒者的王符试图以法家的治世方式与精神，建构挽救正在快速衰败的东汉王朝的理论时所面临的困难。陈启云因此而评论道：“对王符来说，圣君和‘大同’之世只不过是悠远的希望。”(126)王符自己大概也意识到这样的困难，于是他试图以古老的“选贤任能”理论来解决它。
1702036468
1702036469
四、“贤治”理论的再梳理
1702036470
1702036471
“选贤任能”作为古人一直追求和实践的行政方略，在先秦诸子那里即已得到充分阐释。《潜夫论》有《思贤》和《贤难》两篇专门论“贤”，王符之所以老调重弹，与他着重批判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中的“位非其人”现象息息相关，这或许正是他“贤治”理论的老调新声。
1702036472
1702036473
大概是先前的同类思想资源较为丰富，王符汲取较多，故其“贤治”说层次极为清晰。大致说来，其内容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上一页 ]
[ :1.70203642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