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36474
1702036475
一，贤与“国基”。王符在追溯政治何以清明有效的《本政》篇中，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论说得天下“真贤”是周公可以为宰辅致太平的关键。基于此，他说：
1702036476
1702036477
夫天者国之基也，君者民之统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将致太平者，必先调阴阳；调阴阳者，必先顺天心；顺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审择其人。是故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圣人知之，故以为黜陟之首。书曰：“尔安百姓，何择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发颂声也。(127)
1702036478
1702036479
这里的主旨是：由于天以民为心，则顺天之道即是安民之法。而人臣之所以为“治材”，实际是因为他们是君主治理天下之“器”。因此，安民之事的首要事务即是“审择其人”。不得其人，则失其政，终而会“逆天心”，毁“国基”。王符在此有一个反向思考，即“明选”虽是存亡治乱的基础和关键，但所“明”的首要事并非是选贤人，而是黜奸邪。否则，奸邪在位，贤人选出来也无法发挥作用。由此，王符又注重另一层面的问题，即下面的第二点。
1702036480
1702036481
二，是否有贤。从逻辑上讲，选贤的前提是要有贤可选，否则选贤的策略和制度本身就失去存在的基础。王符坚信贤人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会存在，他重复先秦诸子的老调说：“夫十步之间，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贤材之生，日月相属，未尝乏绝。是故乱殷有三仁，小卫多君子。”(128)即便是“乱殷”、“小卫”，也多仁人君子，更何况“以汉之广博，士民之众多”，怎么能说没有贤人呢？由此，引发第三个问题，何以当世“官无直吏，位无良臣”。(129)
1702036482
1702036483
三，“贤难”。《潜夫论》中有《贤难》篇，专门论说为贤、进贤、用贤的难处在哪里。其开篇即说：“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贤难也。”王符的“贤难”，有三层意义，一是所谓贤难，并非是说贤的资质和内涵（“直体聪明服德义”）缺失，而是“贤之难得尔”，故难的不是贤者本身，而是贤者“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130)二是贤难并非指贤人没有为官任职的能力，而是指为官任职建功后不能免除“宿夜侍宴”之类无益于世的俗务，以致难副“贤”名。“大圣群贤，功成名遂”既然都得如此，那些“畎亩佚民、山谷隐士”如果为官任职后，时论还能相信他们是“贤”么？(131)王符在此敏锐觉察到人世评论中“贤”之标准过于严苛乃至混乱的问题，即“名”到底依据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副“实”。三是贤进之难，王符认为：“凡有国之君，未尝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如此，“主有索贤之心，而无得贤之术；臣有进贤之名，而无进贤之实。”(132)造成进贤难的原因除了君主无“术”得贤外，还有在位的奸邪群臣嫉贤妒能的缘故。这样，王符就不得不探讨如何选贤的问题。
1702036484
1702036485
四，选贤。王符认为当世是“衰世”，在他眼里，朝乏良臣，县无良吏，君主难辞其咎。故在如何选贤的问题上，王符对君主提出严正的要求。他说：
1702036486
1702036487
人君求贤，下应以鄙，与直不以枉。己不引真，受猥官之，国以侵乱，不自知为下所欺也。乃反谓经不信而贤皆无益于救乱，因废真贤不复求进，更任俗吏，虽灭亡可也。(133)
1702036488
1702036489
这就是说，如果君主不能如周公一样“以谦下士”，(134)不能“与直不以枉”，反倒受奸猾蛊惑，不信“真贤”而“更任俗吏”的话，则这样的君主“虽灭亡可也”。很显然，这与上文论说的君主必须具备“明”、“公”的素养和品格，道理是一贯的。
1702036490
1702036491
如果是明君，则选贤又是另一番道理。王符说：
1702036492
1702036493
智者弃其所短而采其所长，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犹是也。物有所宜，不废其材，况于人乎？
1702036494
1702036495
选贤贡士，必考核其清素，据实而言，其有小疵，勿强衣饰，以壮虚声。一能之士，各贡所长，出处默语，勿强相兼。……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则庶官无旷，兴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135)
1702036496
1702036497
这里王符摒弃了儒家贤人思想中德性优先的取向，转而以才能为依据。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王符特别强调在才能之外，“清素”是必备的素养，除此而外，“据实而言”即可，无须对人求全责备（“勿强相兼”）。由此可以说，在注重才能为标准的意义上，王符的贤人是法家式的；在其强调“清素”的不可或缺的意义上，则又是儒家乃至道家式的。
1702036498
1702036499
五，考贤。终汉一代，察举是选贤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但察举之人是否真的能有其治世之能之功，则须综核名实。《潜夫论》中，《实贡》篇专论察举，《考绩》专论综核名实。王符认为：
1702036500
1702036501
凡南面之大务，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善恶信则直贤不得见障蔽，而不得窜其奸矣。(136)
1702036502
1702036503
从逻辑上讲，为官任职的士人，不可能全为贤人。故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考功”之法辨别出贤与不肖，终而贤者留任升职，继续发挥其治世之能；佞巧则黜罢受惩，以无用让有用。另一方面，“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犹欲舍规矩而为方圆，无舟楫而欲济大水，虽或云纵，然不知循其虑度之易且速也。”(137)在此意义上，以真实功绩为根据的官吏选拔推荐制度，既会保证官吏的才能和品德的双重优秀，又将因为他们而导向更好的统治，此谓“国以贤兴”。(138)
1702036504
1702036505
六，“贤疗”。《潜夫论》诸篇论说其他主题的方式一般是直接提出论点，而后引证大量历史与当世事实进行层级论说。唯有对“贤治”说，王符频繁采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明贤人为衰世之医。他说：
1702036506
1702036507
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治身有黄帝之术，治世有孔子之经。(139)
1702036508
1702036509
王符延续先秦家国一体的思维方式，认为治国与治身同理，故医生治疾是去身病，贤者治国是去国乱。但是，就“医”的价值而言，由于医生治病，受惠者至多也就数万人而已，而贤者治国，得益者不可计数。故前者为“下医”，后者为“上医”。这样的价值分判，可能与古代读书人把“医”视为技术，把“治”视为“道术”有关。
1702036510
1702036511
进一步地，“夫治世不得真贤，譬犹治疾不得真药也。”(140)那么“真贤”不得的原因何在？王符认为，不是没有真贤，而是贤者被“废锢”，“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尔”。(141)即便贤者没有被废锢或阻塞于仕途，如果举而不用，还是枉然。正如“病家之厨”有许多佳肴，而病人不能吃以至于死亡一样，“乱国之官，非无贤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于亡也。”(142)由此看来，病根是在君主那儿，又因为君权天授，王符便以古老的天人关系来说明不能任贤的致命危险。他说：
1702036512
1702036513
（人君）苟以亲戚色官之人典官者，譬犹以爱子易御仆，以明珠易瓦砾，虽有可爱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车而杀病人也必矣。……由此观之，世主欲无功之人而强富之，则是与天斗也。使无德况之人与皇天斗，而欲久立，自古以来，未之尝有也。(143)
1702036514
1702036515
王符的意思是：如果君主不真心选贤，不有效任贤，不据实考贤，而以“亲戚色官”(144)任职为官，则如同让不知驾驭事的爱子替代驭事娴熟的御者，结果必然是车毁人亡。更重要的道理是，君主如果不秉公任职，而任私情强使无功者富、无德者贵，则无异让自己与授权给自己的“天”斗，这不仅是荒谬的，还是不道德的。况且，以这种情形而能久居尊位，自古以来就没有过。
1702036516
1702036517
同对“法治”思想深入阐释的道理一样，王符之所以如此重新论说先秦的“贤治”理论，乃是因为对现实的关切使他意识到，导致当世成“衰世”的原因是“众小朋党而固位，谗妒群吠啮贤”。(145)在他对何以如此的原因进行追究时，其自身无法展志而不得不陋居乡里的无奈人生，暗合了他所要批判的情境，即“智士”“钳口结舌，括囊共默而已”。(146)当他无法解释古代君主制的最大弊端即在于皇权本身无有效约束时，他又不得不回溯到古老的“贤治”理路，认为国乱的病根是君主的不选贤任贤。而这样的思考本身，忽略了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贤人”事实上是无法包治“百病”的，尤其是在有效的民主制度尚未发达起来的情形下。
1702036518
1702036519
王符是处于盛衰变化之际的儒士，在他意识到自己无力救治千疮百孔的帝国时，便转而把自己定位为“潜夫”，在著作中为自己建构一个“德化”图景，而那个前景，就是他所认为的“学问”方向。
1702036520
1702036521
五、“学问”的方向和价值
1702036522
1702036523
王符在《赞学》的开篇即对人自身才智与学问的关系作了明确的界定。他说：
[
上一页 ]
[ :1.70203647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