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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符看来，君主之“明”来自纳谏“兼听”，而君主之不拒言，虽然“未必言者之尽可用”，却能拒“无用而让有用”。(118)基于此，王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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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明据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则利断金。能知此者，两誉俱具。要在于明操法术，自握权秉而已矣。所谓术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谓权者，使势不得乱也。术诚明，则虽万里之外，幽冥之内，不得不求效；权诚用，则远近亲疏，贵贱贤愚，无不归心矣。(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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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明主能纳下言，则臣下言无不尽。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君主如何驾驭“言无不尽”后的臣下。王符归之于“术”和“势”。与申、韩不同的是，这里的“术”不仅是申、韩所注重的“以上驭下”之法，更有一种求“实”讲“信”的行政精神。同样地，王符也并不把“势”简单理解为时代或国家的“大势”，他更注重在尊卑有序的权“势”的前提下，由“术”的恰当运用而营造出的治理氛围，如纳谏兼听使得群臣不得不追求实效而不敢欺上瞒下，即是一种臣下的为官任职的心理之“势”。在此意义上，王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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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为人上，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治势一成，君自不能乱也，况臣下乎？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日号令，然势自乱。乱势一成，君自不能治也，况臣下乎？是故势治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懃之不治也。(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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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势”，即是由严格遵循法令而形成的治理氛围（“治势”）。这样的氛围，与其说是明法术的结果，倒不如说守法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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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潜夫论》的“法治”思想，王符要表达的主要内容是：君主是接受天所授予的“民之统”的职责之人，“明”、“公”、“义”等是这一职责的内在要求。君主虽然掌握并行使权力进行赏罚，但却不应当把这种重要的权力和职责让渡给他人。(121)君主应当以“明”治国，而“明”则意味着没有偏见、下情上达，同时也意味着君主应该是一个有着非凡辨别力和心胸博大的聪明人。(122)君主必须以“公”的原则来制定和推行法令，(123)不然他就辜负了天意。君主“法天而建官”，他必须秉“公”按照为“民”的原则来委任臣僚，臣僚也必须为了“民”的利益而“任职”。否则，他们就是“偷天官以私己”。(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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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制度设计，特别是他对君主本身进行“明”、“公”、“义”的品格和责任的限制，以及君主本身也必须维护“法”的尊严，使得他的思想与其前法家的理论有很大不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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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无常行，亦无常弛，君敬法则法行，君慢法则法弛。(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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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是“先王之政”，“令”是君主一“己之命”，则所谓的“法令行”能否达到“国治”的效果，是以“明主”及其“敬法”为前提的。王符注重“法”的作用同时又过于依赖君主的作用，与其说是其思想中难以解决的矛盾，倒不如说是他在融合儒法治世理论时所遭遇的困难。或者说，这是作为儒者的王符试图以法家的治世方式与精神，建构挽救正在快速衰败的东汉王朝的理论时所面临的困难。陈启云因此而评论道：“对王符来说，圣君和‘大同’之世只不过是悠远的希望。”(126)王符自己大概也意识到这样的困难，于是他试图以古老的“选贤任能”理论来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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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贤治”理论的再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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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贤任能”作为古人一直追求和实践的行政方略，在先秦诸子那里即已得到充分阐释。《潜夫论》有《思贤》和《贤难》两篇专门论“贤”，王符之所以老调重弹，与他着重批判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中的“位非其人”现象息息相关，这或许正是他“贤治”理论的老调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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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先前的同类思想资源较为丰富，王符汲取较多，故其“贤治”说层次极为清晰。大致说来，其内容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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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贤与“国基”。王符在追溯政治何以清明有效的《本政》篇中，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论说得天下“真贤”是周公可以为宰辅致太平的关键。基于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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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者国之基也，君者民之统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将致太平者，必先调阴阳；调阴阳者，必先顺天心；顺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审择其人。是故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圣人知之，故以为黜陟之首。书曰：“尔安百姓，何择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发颂声也。(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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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主旨是：由于天以民为心，则顺天之道即是安民之法。而人臣之所以为“治材”，实际是因为他们是君主治理天下之“器”。因此，安民之事的首要事务即是“审择其人”。不得其人，则失其政，终而会“逆天心”，毁“国基”。王符在此有一个反向思考，即“明选”虽是存亡治乱的基础和关键，但所“明”的首要事并非是选贤人，而是黜奸邪。否则，奸邪在位，贤人选出来也无法发挥作用。由此，王符又注重另一层面的问题，即下面的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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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有贤。从逻辑上讲，选贤的前提是要有贤可选，否则选贤的策略和制度本身就失去存在的基础。王符坚信贤人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会存在，他重复先秦诸子的老调说：“夫十步之间，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贤材之生，日月相属，未尝乏绝。是故乱殷有三仁，小卫多君子。”(128)即便是“乱殷”、“小卫”，也多仁人君子，更何况“以汉之广博，士民之众多”，怎么能说没有贤人呢？由此，引发第三个问题，何以当世“官无直吏，位无良臣”。(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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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贤难”。《潜夫论》中有《贤难》篇，专门论说为贤、进贤、用贤的难处在哪里。其开篇即说：“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贤难也。”王符的“贤难”，有三层意义，一是所谓贤难，并非是说贤的资质和内涵（“直体聪明服德义”）缺失，而是“贤之难得尔”，故难的不是贤者本身，而是贤者“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130)二是贤难并非指贤人没有为官任职的能力，而是指为官任职建功后不能免除“宿夜侍宴”之类无益于世的俗务，以致难副“贤”名。“大圣群贤，功成名遂”既然都得如此，那些“畎亩佚民、山谷隐士”如果为官任职后，时论还能相信他们是“贤”么？(131)王符在此敏锐觉察到人世评论中“贤”之标准过于严苛乃至混乱的问题，即“名”到底依据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副“实”。三是贤进之难，王符认为：“凡有国之君，未尝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如此，“主有索贤之心，而无得贤之术；臣有进贤之名，而无进贤之实。”(132)造成进贤难的原因除了君主无“术”得贤外，还有在位的奸邪群臣嫉贤妒能的缘故。这样，王符就不得不探讨如何选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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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选贤。王符认为当世是“衰世”，在他眼里，朝乏良臣，县无良吏，君主难辞其咎。故在如何选贤的问题上，王符对君主提出严正的要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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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君求贤，下应以鄙，与直不以枉。己不引真，受猥官之，国以侵乱，不自知为下所欺也。乃反谓经不信而贤皆无益于救乱，因废真贤不复求进，更任俗吏，虽灭亡可也。(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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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如果君主不能如周公一样“以谦下士”，(134)不能“与直不以枉”，反倒受奸猾蛊惑，不信“真贤”而“更任俗吏”的话，则这样的君主“虽灭亡可也”。很显然，这与上文论说的君主必须具备“明”、“公”的素养和品格，道理是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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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明君，则选贤又是另一番道理。王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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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弃其所短而采其所长，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犹是也。物有所宜，不废其材，况于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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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贤贡士，必考核其清素，据实而言，其有小疵，勿强衣饰，以壮虚声。一能之士，各贡所长，出处默语，勿强相兼。……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则庶官无旷，兴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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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王符摒弃了儒家贤人思想中德性优先的取向，转而以才能为依据。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王符特别强调在才能之外，“清素”是必备的素养，除此而外，“据实而言”即可，无须对人求全责备（“勿强相兼”）。由此可以说，在注重才能为标准的意义上，王符的贤人是法家式的；在其强调“清素”的不可或缺的意义上，则又是儒家乃至道家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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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贤。终汉一代，察举是选贤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但察举之人是否真的能有其治世之能之功，则须综核名实。《潜夫论》中，《实贡》篇专论察举，《考绩》专论综核名实。王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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