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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法治”思想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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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承秦制，即是说汉代的国家制度（如郡县制和三公九卿制）和行政方式（如“以吏为师”），基本上是承续了秦帝国所遵循和运用的法家模式。这作为一种共识已经被研究者所认可。前文已经论及西汉时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的意味所在。到了东汉，光武帝虽说以儒家的“柔术”治世，但汉帝国的行政理路还是法家式的。只不过，到了东汉中后期，这种治理方式的效用大打折扣，以致王符有“衰世”之论。从《潜夫论》看，王符深度反思了之前儒法杂糅的治理方式在东汉效用不著的原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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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宣皇帝兴于民间，深知之，故常叹曰：“万民所以安田里无忧患者，政平讼治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于是明选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见之，观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赏。奸宄减少、户口增息者，赏赐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乱无状者，皆衔刀沥血于市。赏重而信，罚痛而必，群臣畏劝，竞思其职。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凤皇而来麒麟，天人悦喜，符瑞并臻，功德茂盛，立为中宗。由此观之，牧守大臣者，诚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选练也；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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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式》是王符反思汉代制度得失的专论之篇。这里王符总结了宣帝庙号之为“中宗”，宣帝之世“治安世平”、“天人悦喜”的原因，是因为宣帝深谙儒法诸家都强调的“名实相符”的治世精神，以及法家“赏重而信，罚痛而必”的治乱之道。而相对于宣帝的“中兴”之治，王符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失去了原初的治世精神和治理效用，以致“有功不赏，无德不削”。(103)按照“牧守大臣者，诚盛衰之本原”的经验化的思考路向，王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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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废忽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细民冤结，无所控告，下土边远，能诣阙者，万无数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县负其如此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书。此皆太宽之所致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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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这里说的是光武倡导的“柔术”治理，在现实社会中造成了“太宽”之弊。其表现形态是，作为国家治理之关键的地方官不能严守律制，以致管理者废“公事”而“专情务利”，这不仅会导致法律和政令双重废怠，也让行政和司法部门陷入不作为的境地。而这样又会带来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结果——作为“国基”的民众，有冤不得申，有讼不可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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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进一步追溯造成这种“宽猛”失衡的原因，认为看似剪不断理还乱的众多社会和法律问题，其源头其实并不复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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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一岁断狱，虽以万计，然辞讼之辩，斗贼之发，乡部之治，狱官之治者，其状一也。本皆起民不诚信，而数相欺绐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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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千头万绪的问题中，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即是民众失去诚信而相欺。抓住这个引发问题的“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故王符又从“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的治理路向来论说他的法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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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法”本身，就其起源来看，是“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不能已者，则为之立礼制而崇德让；人所可已者，则为之设法禁而明赏罚”。(106)这是说，儒家注重的礼与德是因人类固有的“情性”而有，因情性的不可绝去，故其精神在疏导节制，而法家所注重的法令则是因人类可去可有的东西而立，故可去者禁罚，可有者劝赏，其目的是“惩恶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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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的精神看，王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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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劝其德而乐其政，邪人痛其祸而悔其行。(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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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立“法”的终极依据是人类社会的善恶价值。之所以要“立法”，是因为善人可以为善，故要保护善人为善的诸多权利和可能；而邪人必须改过，故要惩罚其祸而促其改过。这就是“法”的实质。但问题是，如果等到恶行发生了再去惩罚的话，法挽救不了恶行已经造成的损失和伤害。王符非常敏锐地看到这一未曾引起前人足够重视的问题，于是，他提出“制法之意”。王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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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制法之意，若为藩篱沟堑以有防矣，择禽兽之尤可数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奸宄虽众，然其原少；君事虽繁，然其守约。知其原少，奸易塞；见其守约，政易持。塞其原则奸宄绝，施其术则远近治。(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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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的这一说法有其较为直接的儒、法思想渊源。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他意识到既然刑杀不可能惩绝所有恶行，而“塞原”又应有起始处，则从何处“塞”和如何“塞”就是问题的关键。这就是“立法”设“防”之“意”：恶行总有其藏身地以及其未行而将起之时，在此时此地设防，是“法”发挥效用的最佳选择；如果有恶行已经发生，则择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惩戒，以对相类的恶行起到警防的效用，这也不失为塞原守约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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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王符还就“法”的适应性问题，提出“变”与“不变”的主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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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化异则乱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法。高祖制三章之约，孝文除克肤之刑，是故自非杀伤盗臧，文罪之法，轻重无常，各随时宜，要取足用劝善消恶而已。(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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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精神既然是“劝善消恶”，但因为善恶的形态在不同的时空中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故要“各随时宜”，“革定法”以应时。对于那些人类社会中的一贯之恶（如杀人、盗窃），因为法的惩恶的实质要求，对其进行惩罚的原则是不可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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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的具体执行而言，王符秉承法家的“严行”理路，认为“法禁所以为治也，不奉必乱”，主张“政令必行，宪禁必从”。他举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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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一女许数家，虽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还私家，则此奸绝矣。不则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剧县，乃可以毒其心而绝其后，奸乱绝则太平兴矣。(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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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针对当时婚配情形混乱的现实而言。王符认为，对那种一女许数家的人而言，无论其情况多么特殊，即便是有“大赦天下”的诏令，也不能因为赦令而姑息这种破坏风俗道德的奸猾之行。这说明，即便是君主施行仁德的举措，也不得破坏“法”之惩恶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在此意义上，法的尊严高于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如果犯法之人不遵守这样的法令，则对其进行严酷惩罚（“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剧县”）。这说明，必须以严格执法的方式来实践立“法”设“防”（此案中体现为“毒其心而绝其后”）的原则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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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王符就如何进行“法治”展开了他带有浓重儒法互补意味的论说。在他看来，由于“法也者，先王之政也”，(111)又因为“法以君为主，君信法则法顺行，君欺法则法委弃”，(112)则君主自身必须对“法”保持尊重和信从，法的尊严和君主的权威才能同时得到保证。在此意义上，政令才能畅通，法的效用才能得以发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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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民之所以不乱者，上有吏；吏之所以无奸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顺行者，国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义也。义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贵贱贤愚莫得违也，则君位于上，而民氓治于下矣。(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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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内容有其自身的历史价值性（“先王之政”），其效用的发挥，体现在它对国家社会中的合理秩序的维系上，但这种价值性和秩序性如何在现实中体现出来，首先即取决于君主是否能“思正以出令”。这事实上对“布令”之“君”有了正义的要求，即君主之有尊位，是因为君主必须是“身有义”。另一方面，“明王审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黩教以辱命”，(114)君主在出令和行法的过程中，都应该“官政专公，不虑私家”。(115)这样才能“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称其职”。(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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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王符承继申、韩的术势理论，认为那是君主“法术明而威权任”使然。(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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