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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35 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贤人自勉以入于道。故圣人之制经以遗后贤也,譬犹巧倕之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也。(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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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37 在王符看来,作为人类智慧和价值浓缩品(“道之精者”)的“经典”是暗夜之光,能给人带来光明,并以价值坐标的形式为人类行为确立边界(即“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在此意义上,“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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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39 但问题是,上文所言的“人不可以不就师”,是经验化的结论,只是应然性的判断,其必然性理由尚不充分,而仅仅因有其义而“必”读其书,又总有德性优先的道德专制嫌疑。王符在此敏锐觉察到其中有一个“结”必须解开,即人为何“必”学,为何“学”必尚“德义”。他从三个层面来论证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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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41 一是人的先天质地有别使然。人生来就参差不齐,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但由此会导致人之所明者,或为我之所暗;人有所知,或为我所不知;人有所成者,或为我所难成。凡此之类,反之亦然。因此,必须借助“学”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扬己之长补人之短。王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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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43 是故君子者,性非绝世,善自托于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万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尽照,及学也,骢明无蔽,心智无滞,前纪帝王,顾定百世。此则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尔。(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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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45 这就是说,由于人天生即有的千差万别,决定了每个人的“明智”都“未必尽照”,又由于人“性非绝世,善自托于物”,其生来就具有利用环境(包括他人)的能力,故要让自己的“真性之材”为自己的人生所用,发挥其固有的价值,达到“骢明无蔽,心智无滞”,就必须借助他人他物而成就(“有假以致之”)。这样的“假之以自彰”的过程,即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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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47 二是德性的内在要求。王符从“学”的对应面——“教”和“化”的内容必然以“德性”为要,来证明“学”是德性的内在要求。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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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49 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务厚其情而明则务义,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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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51 德与礼作为教化的内容,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其所以要以德礼教化民众,目的是要人之间“相利”而“并育”,即无奸邪之心而厚情相爱。这样的教化目标,是德性本身的内在要求,否则德性就不成为德性。而从受教化的对象看,德性所要求的,即是人所必“学”的,否则,教化就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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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53 三是治理的要求。在王符看来,“法令刑赏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尔,未足以兴大化而升太平也。”(155)法令刑赏具有强制性,但这种强制性功用的发挥,仅仅能“防奸恶而救祸败”,(156)而并不能减少乃至消除奸恶和祸败。因此从治理的效果看,法令刑赏只能保平安,而无法“致太平”。只有通过“化变民心”的方式,才能达到“政变民体”的效果。(157)王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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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55 故民有心也,犹为种之有园也。遭和气则秀茂而成实,遇水旱则枯槁而生孽。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智与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犹铄金之在炉也,从笃变化,方圆薄厚,随镕制尔。(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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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57 因为“人心”如种子与土地的关系一样,随环境的影响而有不同的变化结果,“中民之性”尤其如此。但中民如此之多,“遭良吏则皆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皆怀奸邪而行浅薄”,(159)而法令刑赏又不可能穷究奸邪,故必须以教化的方式来从人自身培育德义,此即“修德”以“自化”。更为重要的是,“中民之生世也,犹铄金之在炉也”,其终究成为怎样的人,完全取决治理者的教化内容及其方式(“惟冶所为”)。因此,王符按照德本刑末的古老理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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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59 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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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61 由此可以看出,王符在治世的终极价值取向上,是儒家而非法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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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63 最终,王符给出了他的“学问”路线,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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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65 君子敦贞之质,察敏之才,摄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济乎?(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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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67 很显然,这其实也是前文已经论说过的“六艺”教化。而当王符以“学问”来概括如何学习它们时,则显现出经学对东汉文人的潜在影响。只不过,王符与经学家着力阐释和训诂六经不同,他更为注重它们作为“经典”对于文人乃至统治者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甚至,他把实现经典所内蕴的价值即当做“学问”本身的价值,而如何实现其价值,则成为王符乃至整个古代文人的“学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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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69 总的说来,置身东汉衰乱加速进程中的王符,其退处边陲以著述立身的行为本身,多少符合了儒家讲求的进退有止的处世原则。其著作《潜夫论》虽然缺少西汉思想家如贾谊的磅礴气派,也没有《论衡》那样丰富和深刻,但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前史列之为儒家,斯为不愧。”(162)作为一位批判型思想家,他的著作中虽充满了对先秦思想的引用和发挥,但我们很难发现他对那些思想的批判锋芒。不过,王符对时代的体察和反思,既承续了王充、桓谭的批判意识,又启示出后来批判的路向。他对汉世衰败的许多看法,在其后继者崔寔和仲长统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明显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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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74 中国儒学史 [:1702022337]
1702036575 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崔氏门风与崔寔“达权救弊”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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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77 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符始。幽州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史书未明载其生卒年。考诸《后汉书》相关列传,可知其大约生于永初年间(107—113)或稍后的元初(114—120)早期,约卒于灵帝建宁三年(170)前后。(163)《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所附《崔寔传》说他“少沉静,好典籍”,父丧,“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当时人多讥笑他不务正业,他却仍怡然为商贩,但“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服丧期间他隐居墓侧,服满后不应三公之辟。元嘉元年(151),(164)他因郡举“至孝独行之士”,征诣公车,因生病没有对策,只做了郎官。后来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又辟,都不应。稍后,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力荐,拜为议郎,再迁大将军梁冀司马,又与边韶、延笃等文章名家著作东观。再后来,崔寔出任五原太守,其母“常训以临民之政”,结果其治民则“民得以免寒苦”,守边则“虏不敢犯,常为边最”。后因病回京师,再拜为议郎。延熹二年(159),“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其时梁冀遭诛,崔寔因是其故吏遭免官禁锢。至延熹四年,司空黄琼荐为辽东太守,(165)赴任途中因母丧求归,服丧三年后,拜尚书,崔寔“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此后的五六年,崔寔大概就在家中度过,直到“建宁中”病死。死后,“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靠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颎为其出资备棺葬具,大鸿胪袁隗为其树碑颂德。(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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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79 关于崔寔的著作,本传说“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流传至今的,可见于清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卷四五至四七三卷,第四十五卷收四篇赋、箴等残篇,第四十六卷为《政论》,第四十七卷为《四民月令》,均非完本。(167)仲长统评论其《政论》说:“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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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81 一、家学与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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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583 崔寔的祖上多博学正直之人。以家学而言,崔寔的六世祖以下,多精通经、子之学,善为文辞。据《后汉书·崔骃传》记载,崔寔的六世祖母师氏在王莽时期,即以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而被王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169)高祖崔篆在光武初期归隐,“客居荥阳,闭门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所占验。”(170)祖父崔骃(字亭伯,?—92年)十三岁便能通《诗》、《易》、《春秋》,“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崔骃游学京都时,与班固、傅毅齐名。其性情上“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而才学文章之美,举世称颂。(171)崔寔的父亲崔瑗(77—143),“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十八岁到京师从侍中贾逵学,贾逵很器重他,崔瑗因此留京继续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172)在此期间,他与马融、张衡特相友好。崔瑗四十多岁开始为郡吏,因故入狱后,在被审讯时,也不忘向擅长《礼》学的狱吏学习《礼》说。本传说他“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艺》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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