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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称崔寔“明于政体，吏才有余”，(183)这其实是崔氏家族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崔氏族人几乎都具备出众的治世才干。自崔寔七世祖起，除了曾祖父崔毅隐身不仕外，其余凡从政者，都有民众认可的政绩。上文已论及其七世祖、六世祖、高祖为官皆为史家称道，而其祖父崔骃虽未能主政一方，但其针砭时世的切实之论，却是“明于政体”的明证。崔寔父亲崔瑗在河内汲县令任上，“为人开稻田数百顷。视事七年，百姓歌之。”(184)崔寔自己在五原太守任上，针对未充分开化的五原人“不知织绩”的情况，变卖政府物资，购买纺织机械，教民纺织，结果是“民得以免寒苦”，又能“整厉士马，严烽候，虏不敢犯”。崔寔的堂兄崔烈虽因出钱买司徒官而为人诟病，但之前他作为郡守、九卿却是有“重名”的。崔烈的儿子崔均以父亲司徒位有“铜臭”而遭父亲杖责，后来为西河太守，与袁绍一起起兵山东以反对董卓。(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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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氏之所以有如此家学源流和可贵门风，除了“先人有则而我弗亏，行有枉径而我弗随”这种家训式的原则外，(186)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因为东汉儒学盛行的大环境，使得崔氏之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二是崔氏浸染儒学，既能得其“经世”之学问，又能一以贯之地践履其重义轻利的德性原则，还能体味其进退有止的入仕智慧；三是相对于邓、窦、梁那样的外戚权贵和桓（荣、郁、焉、典）(187)、杨（秉、赐、彪）(188)那样的儒门显贵而言，崔氏与以史传家的班（彪、固）氏(189)、应（奉、劭）氏(190)，以法传家的郭（躬、宏）氏、陈（宠、忠）氏(191)等家族一样，作为东汉中后期在社会政治层面并不显赫的家族，他们或许意识到，只有通过形成可以传诸后世的知识与文章，确立可以为后世所能效仿的价值榜样，才能与那些在社会和政治上呼风唤雨的显贵家族相抗衡。事实也表明，只要给予这些家族之人机会，他们就能发挥其才干，让知识转化成能力，让德性体现在生活中。这正是我们在此追溯其家学和门风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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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达权救弊”的批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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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符在《潜夫论》中大量征引历史事实说明道理不同，崔寔很明确地论说了古今制度及其效用的不同。在他看来，历史与制度中都有其变与不变的两面，而这与时势以及君主本身有莫大关系。历史的发展表明，有“创制”的“受命”之主，有“继体”“守文”的“中兴之君”，还有不知“旧章”可变的“凡君”，其区别在于是否能明晓“达权救弊之理”，是否能与世推移，兴革除弊。崔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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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彫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期于补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取时君所能行，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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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汉代自其创立时起（前206）到崔寔自己所处的桓帝时代（桓帝147年即位），已经有三百五十多年。但当时的汉帝国很是不妙，其“政令垢玩”、“风俗彫敝”的情形，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衰乱时代类似，都像一辆破旧的“弊车”，艰难负载。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也大致相同，是由于“世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而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应该像武丁任用傅说、宣王任用申甫那般，中兴之主用“巧工”，对帝国这辆大破车进行修理，“折则接之，缓则楔之”，这样破车会被修理得像新车一样，结果则是“新新不已，用之无穷”。历史经验中的道理如此，但“济时拯世”的关键何在呢？崔寔认为，不必墨守陈规，非得如尧舜那样，而是要针对现实中的情形，“随形裁割”，“遭时定制”。也就是说，“变”是应对不同时期出现不同问题的关键，这个“变”是历史经验中的“不变”之理。但这个以变应变的“不变”道理，对“变”本身有一种内在要求，它要求施行“变”的路径和方法是“时君所能行”，而“变”的目的是“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这就是“达权救弊”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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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崔寔对当时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掌权者展开批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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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策不见珍，计不见信。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又将不知不善之为不善，乌足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颇合圣听者，或下群臣，令集议之，虽有可采，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殆不知乐成，况可与虑始乎？心闪意舛，不知所云，则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嫉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吊屈子以摅其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贾生之贤，绛、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余哉！况其余哉！(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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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在此批判的是两类人及其危害。一是指那些上书只称道三代圣主之制，却提不出任何可以切实施行的救世良方的腐儒，这是“拘文牵古，不达权制”；二是指那些好灾异而不察民情的俗儒，这是“奇伟所闻，简忽所见”。崔寔认为他们并没有明白圣王之可以为善，是因为有“明哲之佐，博物之臣”的辅助，才能善行天下的道理。同样地，他们也没有明白“不善”之事在现实中如此之多，是因为主政者“习乱安危，逸不自睹”的缘故。既然这些人正反两面都没弄明白，当然也就不明白如何应时而变，“达权救弊”。如此，又怎么能让他们来讨论决定国家大事呢！更坏的情况是，这些人不仅排斥打击异己，还对现实中的真正危害熟视无睹，他们一旦占据权位，不用说其不思进取地“率由旧章”，还嫉贤妒能以保禄位。也正因为此，崔寔对贾谊遭遇的慨叹才那么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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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崔寔虽然说“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认为随世变化可以化解当世困境，但当他在强调必有所变，不拘前世空言的同时，却又把“变”的蓝图引向古代圣王之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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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所变，何独拘前。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使人主师五帝而式三王，荡亡秦之俗，遵先圣之风，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踪，复五等之舜，立井田之制。然后选稷、契为佐，伊、吕为辅，乐作而凤皇仪，击石而百兽舞。若不然，则多为累而已。(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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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是儒者的慕古情结在崔寔那里的再现。不过，崔寔《政论》中所重点论说的还是如何继承“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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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宽相济的“霸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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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所分析的“达权救弊”之理，落实在社会与国家的机制运行上，即是借鉴并实行“霸政”。他认为，“图王不成，弊犹足霸”，汉代虽非圣王之治，但有许多治理经验还是值得继承的。尤其是“霸政”对治理的宽严尺度的把握，为修理当时这辆时代“弊车”提供了极好的经验参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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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肃清，天下密如。喜瑞并集，屡获丰年。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治国之道，得失之理，于是可以鉴矣。(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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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圣王难以知晓，也无法效法，崔寔退而求其次，“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崔寔认为，“霸政”的要义是“重赏深罚”和“明著法术”，体现在制度执行上，即是“严刑峻法”。崔寔以西汉三个皇帝的治世结果作比较，认为宣帝的严明法术在如何察计官吏的职效上，要优于其前文帝时的黄老无为之治，在保持皇帝和中央权威上，又优于其后元帝时的儒家柔顺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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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之所以褒扬和倡导宣帝的严明法术，是基于他对当下现实的基本判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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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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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刑罚是“治乱之药石”，德教是“兴平之粱肉”，主张以德教的方式铲除乱源，就如同以干肉为药材去治病一样荒谬，同样地，在治世实行严刑峻法，即如同硬给健康人吃药。因此，刑罚与德教各有其适应之世之时，而对这样的“厄运”和“险倾”之世，严明刑罚无疑是必然的选择。崔寔甚至还主张恢复肉刑，以惩奸罚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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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主张刑罚理乱的另一个更为深切的理由是人性问题。他继承法家关于人性欲利好逸的理路，认为人对佳肴华服尊位的追慕，“无须臾不存于心”，其势如“急水之归下”，滔滔难止。如果“不厚为之制度”进行规制和防范，则人人都穿王侯服装，用天子器物，那岂不是“僭至尊，逾天制”，终而导致乱天下的“三患”。(197)对此，崔寔又提出“防治”的观点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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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闭民欲，崇堤防以御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乱，堤防堕而水泛溢。(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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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在《政论》中虽没有对刑罚和法度作严格区分，但在其相应的语境中，刑罚侧重惩罚，其对象是已然之恶；法度侧重防治，其对象为未发之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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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崔寔提出在今天看来也是颇有道理的“高薪养廉”制度。他从“济其欲而为之节度”的角度认为，官员同民众一样，都有仰足以养父母、俯足以活妻子的基本生活责任，而一旦其俸禄不足以如此，面对忍饥挨饿的亲人，其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设法得利。如此情形，要让他廉洁公正地管理和分配财富，就如同“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想让其不侵贪，怎么可能呢！即便有清廉之人，那也是百中有一，其清廉之守“不可为天下通率”。也就是说，这种以德性绝对优先的清廉作为制度内涵，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可行性。因此，崔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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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不与百姓争利。(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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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之后，若有再犯，则对其侵贪枉取，处以重罚。这样，官吏对于财利，就会“外惮严刑，人怀羔羊之洁，民无侵枉之性矣”。即防与治（惩）得以双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