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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仁义，天性也。织之以成其物，练之以致其情，莹之以发其光。(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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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道德仁义在他看来是根本性的东西，人只要踏实地涵养它们，就可以让其价值显现出来。正因为此，仲长统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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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无所止，礼为之俭；欲无所齐，法为之防。越礼宜贬，逾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纪纲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纵横驰骋，谁能度其所极者哉！(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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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以礼、法对人的情、欲进行防范，是王者能够治理社会、救民于褊狭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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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看，则是另一番道理。仲长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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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神气，惩思虑，避风湿，节饮食，适嗜欲，此寿考之方也。(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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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是基于个体生命的完美延续而言的。也就是说，人若想尽其“天年”，依靠自己的养生功夫即可达致。那些“丹书”求宝、“卜筮”吉凶的迷信做法，是“通人所深疾也”。(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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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文仲长统诗、论中的意蕴，我们可以知道，当仲长统把个体置于世俗的对立面时，他便不再留恋儒家的价值，而奔向道家式的养生和逍遥之途。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深层心理，仲长统才对千差万别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关系如此期待：“同于我者，何必可爱？异于我者，何必可憎？”(239)这是说人与人应该相互理解和宽容，不必局限于一己的价值判别而生出爱憎情怀。很显然，这是庄子在《齐物论》等篇中论说的潜在意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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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看来，仲长统作为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最后代表人物，他对“天命”的彻底怀疑，启示了后来玄士的思考方向，他摆脱了比附性的天人关系的局限，转而朝向更为精致的本体理论的探求。他的“论道必求高明之士，干事必使良能之人”的治世取向，(240)既可视为曹操收拢人才争霸一方策略的简明总结，也可视为其制度反思的必然结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摆脱了后汉士人重名节的价值束缚，在社会与人的紧张关系中，主张个体依靠自己的努力，成就逍遥人生。很显然，这已经具有了魏晋玄士的某些特征。在此需要指出的，在汉末并非只有仲长统如此，与他的这种主张相似，甚至在仲长统之前，汉末即有一大批士人开始了这种转向。这种情形说明，如同批判思潮是儒学的思想和政治功能的转向一样，儒者的人生和价值趣向也在汉末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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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五节 汉末士人的思想转向及其对玄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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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尊儒和察举的双重意义上，大一统的汉帝国为士人的入世提供了优良而便捷的途径。但是，士人要想在政治领域实现自己的抱负，在社会生活中展现自身的价值，总免不了皇帝、同僚、社会舆论以及整个国家情势的影响，特别是在皇权至上、外戚和宦官专权的政治环境中，稍有不慎，即有可能遭杀身乃至灭族之祸。因此，入世的不易，实现自身理想和价值的艰难，引发了汉代士人对世事无常的诸般感触，并因此而有不同的人生转向。尤其在汉末，士人们的那些感触和转向对儒学的传承和玄学的兴起，都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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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士思想转向的类型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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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士人与政治的关系看，前文所论浊流与清流的斗争，可视为汉末社会政治层面的突出现象。但是，如果从整个汉末时期的士人状态来看，过分注重那样的突出现象，事实上也会遮蔽当时更多的其他士人的具体情态，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影响和意义。考诸《后汉书》和《三国志》，这些其他类型的士人情态，对儒学及其传承也潜在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下面仅就有儒学背景的士人（包括家族）转向活动类型及其意义作大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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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悲愤赴死。汉末，儒者的自杀屡屡见诸史家笔下，但细究他们临死前的言语与其立身行事的关系，则他们的死是有不同意蕴的。先看杨震之死。杨修高祖杨震字伯起，从太常桓郁受《欧阳尚书》，明经博览，时人誉为“关西孔子杨伯起”。五十岁前隐居乡里湖边，入仕后在安帝朝长期任三公，与外戚宦官不屈斗争二十多年，后被中常侍樊丰等诬陷，诏遣本郡（华阴弘农）。《后汉书》本传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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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行至城西几阳亭，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祠。”因饮酖而卒，时年七十余。(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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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震自杀后，其后代除玄孙杨修炫才傲物、忤逆曹操被杀外，余者虽饱受磨难，却都没像杨震那样从容殉道。杨秉、杨赐、杨彪都以高寿老死于家中，且死前死后备受朝廷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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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杨氏一门，范晔称道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242)但就在这“德业相继”的过程中，有一关涉官方儒学由盛到衰的隐秘脉络。据杨氏各传载，震子杨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大概受父亲的直接影响，他到四十余岁才应司空辟，“桓帝即位，（杨秉）以明《尚书》征入劝讲。”入仕后，正直廉洁，政绩彪炳，前文已论。秉子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大概门风影响所及，他退居教授门徒，不答州郡礼命。但与其父祖坚决不事外戚宦官不同，杨赐“后辟大将军梁冀府，非其好也”。169年左右，“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赐，乃侍讲于华光殿中。迁少府、光禄勋。”也就是说，170年左右，杨赐即位列九卿（光禄勋为九卿之一）。到熹平二年（174），杨赐代唐珍为司空，熹平五年又代袁隗为司徒，直到中平二年（186），他几乎没怎么离开过九卿与三公之位。考虑到这些年间（184年前）正是党锢最烈时期，其间他虽也因党人坐免，但很快就复拜光禄大夫（光和元年，即178年前）。此后，宦官虽常折辱杨赐，但他终老之前还被拜为司空。由此可见，即便由于他曾是帝师而拥有某种豁免权，但在党锢严酷之世还能周旋同僚、宦官、皇帝之间而不倒，正可见他渐失其父祖刚直不折的门风，而深谙为官自保之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杨氏擅长的《尚书》研究和传承，在杨赐那里也因世乱而没多少起色。其遭锢复起后的上书，所引主要是谶纬之书，与其父祖的上书频繁引用《尚书》、《春秋》、《诗经》等颇相异趣。(243)比起杨赐晚年这种周旋更令人失望的是，其子杨彪的晚年，简直就是苟活。杨彪也是“少传家学”，其初不应察举，似存家风。但自175年左右“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迁侍中、京兆尹”后，除了180年左右以密告方式揭发宦官王甫贪取国家财富外，其余诸事，多是遇阻即止，甚至惧罪乞怜，更失其祖上刚劲之风。到了其子杨修被杀，面对曹操“公何瘦之甚”的假意恤问，他也只能以“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的曲意自悔作答。更糟糕的是，杨彪后来既不满曹氏父子挟天子、篡位，又不能与之坚决斗争，而在曹丕受禅后，他一面辞官，一面又受其礼，可谓首鼠两端，比其儿子的恃才傲物更为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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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杨氏的家学不仅没能在杨彪那里发扬光大，其刚劲匡政的门风到他那里也衰失殆尽。儒学及其自身所含蕴的价值在汉末的衰败遭遇，杨氏家族的演变轨迹可视为它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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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前文已经论及的宗室刘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244)在黄巾起义之后，他上书指斥宦官后遭诬陷，自知必死，对来收捕他的使者说：“今反受邪谮，恨不与伊、吕同畴，而以三仁为辈。”说完便自己“闭气而死”。(245)其死与杨震不愿受辱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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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应说明的是，这种悲愤赴死与李膺、陈蕃、范滂的慨然赴死，(246)意蕴稍有不同，杨、刘之死，是对儒学所蕴含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价值无从发挥的悲愤之举，也是他们对自己无力惩奸罚恶的无奈选择，他们的自杀，看似对社会、政治、君主的绝望，实际上其深层包含的是对自己毕生精研的儒学及其价值的遗憾。而李、陈之死，则是一种慷慨意气，他们甚至期望由此一死而实践和成就儒学担责行义的政治伦理。这种对死的态度和期望，与其说是对儒家思想的践履，不如说是一种风度的表征，而这与超脱对死的恐惧的庄子思想，事实上有着相通之处。或许，玄士对死的态度也可由此析出一点历史的渊源。(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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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哲保身。明哲保身之法，素为中国士人所重，其原因乃在于士人生活情境的复杂和君主意愿的难以测度。早在西汉早期，名相萧何为民治产却遭系狱，他自己便不得不以穷俭之法为子孙后代的安全作谋划。(248)到了中兴之主宣帝时期，司隶校尉盖宽饶一番话，更是别有意味。史载，盖宽饶针对宣帝岳父平恩侯许伯迁居侯第的盛大欢舞场景，仰视华屋而叹：“美哉！然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所阅多矣。唯谨慎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249)即如前文崔骃劝诫窦宪的话语一样，在盖宽饶这种感叹与劝诫相交织的话语中，显现出入世儒者的审慎心态。后来，刚直廉洁、体恤下情的盖宽饶认为多用文法吏的宣帝使得“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250)乃依据四时运行之理，劝诫宣帝不可“以刑余（指宦官）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惹得宣帝大怒，要拿他系狱审问，盖宽饶为保持儒臣气节，不愿受法吏审问，“引佩刀自刭北阙下。”(251)汉宣帝处理盖宽饶的事件表明：在专制政体下，皇权总是无法克服自身狭隘的好恶，尤其是入世儒者与皇权处于紧张态势时，与皇帝的刚愎自用、少有忌惮相对，士大夫总是处于一种履冰临渊的弱势境地。这样的情形，如果没有萧何那样的生存智慧，则入世儒者要么屈服以保身，要么退处以隐居，要么如盖宽饶那般以死抗争。但正如刘向所言，“贤者非畏死，避害而已。”(252)在整个入世的儒者那里，真正以死抗争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前二者。下面看汉末两位重要人物是如何明哲保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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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人，“广少孤贫，亲执家苦。”后来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253)自此，胡广“典机事十年”，后又任济阴和汝南太守，以及掌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汉安元年（142），迁司徒。146年，梁冀毒死质帝后，起初胡广与李固等一道主张立清河王，与梁冀相左，但当梁冀第二天“重会公卿”，意气凶凶地要立蠡吾侯时，“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慑惮之。皆曰：‘惟大将军令。’而固独与杜乔坚守本议。”(254)但李、杜独木难支，在胡广等公卿默许下，梁冀立了桓帝，而胡广在此之前也代李固为太尉，录尚书事，且因“定策立桓帝，封育阳安乐乡侯”。李固临死前，作书深责墙头草胡广、赵戒只重禄位而不以国家为念。广、戒虽然“得书悲惭，皆长叹流涕”，(255)但这或许只是一时感动而已。而后，胡广又拜司空，告老致仕没多久即以“特进征拜太常，迁太尉”。此后，无论政局如何变幻，无论胡广是否受罚，他总能去而复来，在太常、太尉、司徒、太傅等高位上转来转去，安然地看着同僚杨震、李膺、陈蕃相继死去。当时有谣谚评论他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256)更为人所痛的是，他还与中常侍丁肃联姻以求更多的自保力量。《胡广传》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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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广）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每逊位辞病，及免退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时。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蕃等每朝会，辄称疾避广，时人荣之。(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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